随着非全日的、临时的或转包的劳动安排这一类弹性工作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内含的对劳动者在流动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的要求愈加明显。这种被称为“后福特制”的蔓延，使“业余”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两类并存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不同的“业余”状态——被正规工作制度挤压而出的剩余和在工作之外重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生活要求，可以发现讨论“业余”在当前社会中的实际位置，提出重新理解工作/业余这一组关系的难度和必要性；尤其是，当以“彩虹团”为代表的“业余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总是受制于既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趣味和观念性力量之时，重新展开对“业余”的思考的紧迫性。

现象级的“业余”

今日社会中，人们对“业余”的偏爱和推崇，正日益高涨，由此形成的社会话题和商业活动也越发密集。比如，若没有理所当然的专业界线和由此出现的“业余”，泛滥中的“跨界”——运动员演喜剧、漫画师设计新鞋、演员当大厨，便无从博人眼球。再比如，同样泛滥的“选秀”。如果说“跨界”追捧的是由精英和专业混搭而来的“业余”，打造一小撮人做什么都出色的社会景观，那么整套选秀机制的前提，便在于高度肯定普通人的“业余”。

仰仗于这种被抽象肯定但范围极为有限的“业余”，无论实际表现如何，“业余”的展示总能调动特别的社会情绪，产生立足于此的商业价值。就连不少“网红”的争议性，也由此而来。从早年的旭日阳刚、余秀华到最近的范雨素，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们在“业余”时间里的歌唱与书写居然不错。其次才是这些打工者的“业余”，既不曾遵循商业利益的明确指导，又溢出了选秀机制的刻意规范，如何对其展开评价，成为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上述罗列，并不能穷尽“业余”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膨胀与渗透，却足以说明：长期以来，作为工作的对立面或剩余物而存在的“业余”，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集体欲望的集散地。这固然是因为，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经济和文化的携手共进，正催生出一种特殊的繁荣；其基本特点在于，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不得不以经济为标准，加速度地生产自身，并由此形成社会生活的新节奏。

兀自膨胀中的“业余”，既是对这一变动的本能反应，也是被此类繁荣挤压而出的一种新的生活状态。但更要紧的是，由此产生的对“业余”的推崇和热情，弥漫在经济利益和大众文化的缝隙之中，无法被它们之间过于利落的交换清除和穷尽。此时，运用各色名词指称聚集于此的集体欲望，分而治之，将其转化为文化经济的助燃剂，是饥渴中的资本的基本策略。

在这一策略中，一方面，“业余”被大规模地征用，积极参与注意力经济对社会景观的重塑之中；另一方面，此种分而治之的征用方式，又使得“业余”被或着眼于经济利益或注重大众文化的媒体和学术话语迅速瓜分，就此隐形。这意味着，想要打破分而治之的征用，理解被挤压而出的不断膨胀的“业余”，把握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意义，进而描述在此过程中社会欲望的集结和投掷的可能方向的话，就需要将“业余”确立为一类明确的社会事实，展开更为认真的审视和思考。

正是在这一形势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Rainbow Chamber Singers）具有其特别的意义。这不光是因为，这支由各界青年组成的业余合唱团，亦正亦邪，在短短两年间，持续贡献着神曲和雅乐，为人们带来了彩蛋不断的欢乐时光；更是因为，它持续穿梭在专业/业余、工作/休闲、商演/公益、高雅/搞怪、严肃/娱乐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使这个时代里“业余”的丰富含义，初步显形。至此，考察其所具有的业余属性，特别是由合唱团的运动轨迹和社会际遇所揭示的“业余”在当前社会中的位置，也就构成了本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