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消费之外：谁的余数？

已有报道指出，彩虹合唱团贡献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歌曲，唱出了“新城市民工”的心声，为压力巨大的城市职场生活提供了发泄的出口。这当然是彩虹合唱团一部分走红网络的作品的极具特色之处。然而，如果只是如此，那么作为“业余者”的彩虹合唱团以及他们所提供的音乐，也就沦为了大众文化商品中的一种，是包装完毕、只待消费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文化商品，每个被高度剥削的城市民工，只需回家后在沙发上以标准的“葛优躺”，打开电脑或手机，一边欣赏一边发笑自嘲便可。

如此一来，工作之“余”再次蜕变为消费时段。此种片面化的描述，也在有意无意间，将人们对“业余”的要求，重新拉回工作/消费的二元对立，把嘲笑工作和自嘲，变为合格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然而，彩虹合唱团对既有的工作制度、消费制度及其合谋的挑战，远不是几首歌曲几段视频那么简单，而是来自于其创作和实现这一类歌唱的业余化的运作模式。

正如团长金承志在多个场合反复说明的那样，彩虹团的团员们参加排练和演出，并非想成为专业的演出团队，也不是为了赚钱。他们都只是以业余者的身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每年固定的几场演出，如果条件许可也愿意参加几次商业演出，但这些都要视大家的意见而定。对于有着固定且不错收入的城市白领们而言，参加合唱团是一种严格区别于工作的状态。如果说赚钱往往构成了人们评估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唯一目的和动力的话，那么与此相区别，“业余”之所以可贵，恰恰在于它的目的不是金钱，也无法以金钱加以衡量。

只是，若仅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业余”，仍只能经由对工作的否定来确立自身。这样的否定之法，并不能够给予业余自身的根基，反而成为人们诟病或径直将彩虹团、跑团或其他由兴趣爱好而起的自发组织，视为中产阶级自娱自乐的一个原因。

毕竟，合唱也好，马拉松也罢，如果“业余”总是建立在不在少数的金钱投入和慷慨的时间投掷之上，此外又别无与消费娱乐更为根本的区别性特征的话，这样的指责自然在所难免。这意味着，倘若要正面论述今天社会中的“业余”，就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业余”究竟如何确立起自身的意义，它是否可能或正在从工作/消费的支配下摆脱出来。

就此而言，在彩虹团尚未红火之前，一篇发在其微信公共号的讨论文章《我不觉得一群人唱得高兴就好》，很值得注意。文章一开头便申明，自己是一名合唱团的团员，对合唱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对于合唱团中普遍存在的对于“业余”的看法——“大家在一起唱得开心就好”，作者颇不以为然。他/她在合唱团所做的一切，也就成了和这些看法持续交战的过程：

唱不准音高或者没时间复习乐谱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揪着不放，破坏别人的乐趣呢？识谱虽然没那么强，但是这个人很有趣啊；对声音的控制虽然无感，但这个人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啊；音准的概念虽然弱，但这个人……，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叫别人不高兴？而且为什么总是说那几个个别的人好，他们是做事认真，排练认真，唱得也很不错，但为什么就是对别人视而不见？是啊，为什么呢？

这段生动有趣的记录，不仅把我们带回到了纷扰的排练场和各有特点的合唱者们中间，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当前社会中，人们对于“业余”的习惯性定位，即便是业余者们自己也不例外。

比如，既然是“业余”，也就意味着它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一旦需要，就应该为工作或其他更要紧的生活内容让路。首先牺牲“业余”，有何不可？既然是“业余”，那么所有的活动便是为了乐趣或开心而来，一切导致不那么开心或有趣的做法，例如艰苦枯燥的练习，就不受欢迎或干脆拒绝。不然，怎么叫放松？既然是“业余”，那么业余者就不再是异化劳动下的片段，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接纳。唱得不好，但有其他优点的人，难道不同样值得友爱珍视吗？

于是，这段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合唱队员之间的彼此埋怨/相互体谅，实际凸显的是“业余”在现实中的尴尬位置，以及这个位置缘何而来的各色线索。

显然，长久以来，人们不断投掷在“业余”之上的，是在工作中无法被满足的自相矛盾的欲望和要求。

一方面人们如此看重和渴求业余，羡慕别人展开此类活动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不重要，并不需要特别地思考、养成和呵护。

一方面人们认为在繁重高强度的工作中，人惨遭异化，失去了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似乎觉得只要脱离了工作，作为完整的人的资格就会自然恢复。

一方面人们厌恶工作，把无聊、繁重、费心劳力视为工作的基本特征，拒绝它们被视为对工作的抵抗。另一方面，享乐、搞笑、不花力气便可以轻松享受的消费乐趣，却也很难真正让人满意，欢乐中的空虚，被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变得刺目和尖锐。然而拒绝费心劳力的本能反应，又注定了这一注意和抵抗之间彼此断裂。

不难发现，在这些矛盾中，对工作的厌恶越是强烈直接，工作越是能以一种更为深刻和隐秘的方式支配人们的喜好与取舍。不费心劳力的以消费为主旨的休闲，也就越发顺理成章地接替工作，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另一重剥削之法。这些自相矛盾的欲望和要求，既构成了人们对“业余”几乎条件反射式的理解，也开启了重新思考它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梳理这些欲望和要求，重新设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