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究竟什么才是今天社会中，工作和业余这一组关系的实际状况，和我们应该具有的对它们的认识？

一般说来，今天人们普遍持有的对这组关系的看法，是在马克思描摹的大机器时代这一具体的社会条件中逐渐成形的。在这一时代中，工作的种类、样式乃至有无，看起来总是由机器在创造和规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成为必须配合机器这个死结构的活零件。正是在此种社会条件下，业余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休息不同，它的作用在于丰富人们的社会生活，如果一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展开，也没有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一组关系中，业余总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

问题在于，一旦离开了机器系统对工作的支配状态——它似乎总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消灭工作，业余作为对工作的补充和辅助的关系，是否依然成立？当前的变化，正在于此。

在后福特制中，机器系统主导生产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其创造和规定“工作”的能力，却因机器自身的发展大大变化了。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齐头并进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必须配合机器的运行、担任各种活零件的机会，正被机器自身的“进化”所剥夺。越来越多人的劳动和社会时间，从具体的物质生产中被“驱逐”/“解放”出来，投掷于社会生活内容的生产和更新。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无论是米尔斯讨论的“人格市场”，还是拉扎拉托定义的“非物质劳动”，都是对这一趋势的敏锐观察。可惜的是，这一类观察和命名，都过于聚焦工作形态和属性的变化，而忽略了工作和业余这一组关系的实际变动及意义，以至于无从解释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之下，“工作”越来越需要甚至依赖于“业余”的翻新、补充和供给，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在机器“进化”的干预下，人不断发展和调整自身，构成了这一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从生产的角度，这个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在机械生产力不断提升的状况下，“业余”以及业余与工作之间残留的合谋关系，导致了大量弹性、不稳定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工作种类的“发明”，就此重新结构人类社会。而如果从人的整体发展而非生产的角度，来打量这一变化的话，便会发现，当被驱逐的时间和精力生成不断膨胀翻新的“业余”时，人正近乎本能地探索，当机器可以代替绝大部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时，人究竟还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什么。

上述变化意味着，究竟是谁在定义和创造“工作”，且一并定义与之相关的“业余”，这样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中被再次提出。在这里，真正的难点，从来也不是持续更新的“业余”是否可能转化出同样多或更多的工作，以便人们从容就业，养活自己。而是，当大机器时代势必终结，机器不再牢牢把持当年从人们手中抢夺而去的创造和规定“工作”，乃至“业余”与“休息”的权力之时，人是否有能力真正收复这一定义权？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的紧迫性，并不在于它们将大规模地取代人，从而迫使人承认自己在生产力上远不如机器，而是在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极有可能再一次入侵乃至全面接管目前仍主要由人而非机器主导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生产和更新，进而控制创造和规定工作/业余的新一轮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再次失去定义权的人们，势必和当年身处大机器时代的人们一样，沦为被支配的微小部件。只是这一次，人的反抗能力，会因机器对社会生活内容生产的全面接管，进一步丧失。

如果说，这是人们今天重新理解工作和业余关系的依据，那么，显然，继续认为业余可有可无，随时可以放弃，此类理解和现实，不仅不匹配，而且严重滞后。在这种陈旧的理解中，通过机器获得更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朴素愿望，势必落空。格外重视人们几乎本能的展开“业余”的能力，不仅使之摆脱可有可无的地位，而且将其视为与机器（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应用）争夺定义权时人的独特能力，也就成为需要首先确立的新常识。

其次，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在驱使和利用这一工作和业余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了。它比普通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业余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大部分“业余”，便是如此。这一驱使和利用的方式，有着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即将“业余”彻底吸纳到既有的工作制度之中，使之成为一个继续以生产力和利润为标准来确立自身合理性的所在。

不过，这并非以“彩虹合唱团”为代表的“业余”模式的诉求。如果说，“大家在一起唱得开心就好”是一种在旧有的工作和业余的关系中生成的对“业余”的理解，就连合唱爱好者也不例外的话，那么在对这一常识的反驳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摆脱了作为工作的辅助内容而存在的“业余”，是一套既不根据金钱和生产率，也不根据纯粹的有趣来衡量的对自我展开组织和劳动的社会方式。

音要唱得准，排练之前要熟悉乐谱，彼此之间需要多多协同合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歌唱的愉悦、合音的曼妙，也是通过歌唱来炼成的一个更为成熟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通过“工作”在现有的体制中被动地生产出来，而是通过“业余”和更加自觉的对“业余”的理解，主动出现。

正因为如此，合唱这样的练习功夫，不仅是为了唱得开心，也不光是为了唱得更好听，而是通过合唱更好地平衡自身的欲望，节制情感和能量，就此展开一种针对自我的劳动。正是这，构成了业余的区别性特征。和工作或休闲不同，只有它，才能彻底摆脱一切生存、劳动、商业和市场问题，将精力投掷于人的生长之上。只有这样的自我劳动，才有可能恢复被工作异化了的自我。一种不围绕工作，而以业余为核心展开的新型自我，以及与其一并发生的新的社会集体，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争夺社会生活定义权的抵抗的主体。

“放飞自我”……

最后，说到这一步，我们也就不难发现，长久以来，工作所垄断的，从来不仅是金钱观念，它同时也强有力地控制着我们对于辛勤、艰苦、乐趣、欲望、压迫、时间、空间、公共性等一系列基本观念的把握和理解。换言之，工作最终垄断和剥夺的，是人对于自我和社会究竟如何可能更好地生长成熟的认识能力。而无处不在、蠢蠢欲动的“业余”保留的，是这一能力的残余与进一步恢复的可能。如何更深地理解“业余”对于自我的意义，如何从中发现抵抗和反思工作的因素，将针对自我的训练和创造，从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中解脱出来，理应构成整个社会持续重视“业余”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