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之战：今天的余数，会成为未来的多数吗？

若带着上述线索，重新审视“彩虹室内合唱团”，便会发现，其实际呈现的，是今天社会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力量就规范和制约“业余”展开的一场争夺战。

首先，是为娱乐消费服务的商业制度对“业余”的牵制和拉扯。娱乐和消费，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总是充分利用其与工作之间的合谋，机敏地吸纳任何可能溢出既有规定的行为，为己所用。2016年，因《感觉身体被掏空》而走红的“彩虹合唱团”，受“天猫双11”之邀，录制《我就是这么诚实》。这首广告歌曲，虽同样控诉无法让人满意的工作现状，结论却是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在诸多不满的现实中，通过购买让自己的身体首先满意起来。此外，参与卫视节目、与“凤凰传奇”合作，发布多首电影主题曲，走红之后的“彩虹合唱团”，其参与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正持续增长。

一方面，将具有新颖性的“业余”活动，转化为对现实制度毫无挑战性的消费品，这样的商业利用，在曲解和遮蔽“业余”时，显然比一般媒体报道更具效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商业的利用，也极有可能将新的对“业余”的重视和更为明确的理解——如果有的话，传播得更远。

在这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在于，在今天社会中，任何“业余”得以生长和壮大的领域，此种商业的利用和可能的传播效果，都将如影随形，难以回避。此时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去商业化，而是在这一力量的钳制和利用之中，真正干扰乃至阻挠“业余模式”更顺利地运行的，究竟是什么？就此，一个现成的回答，也由彩虹团给出。那就是，业余运作和商业节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十三邀》这一档访谈节目中，刚刚走红一年多的金承志便已经生出了这样的感慨，实际的创作节奏，难以跟上商业所要求的加速度。至此，高度重复也好，加快创作和排练的节奏也罢，都是初步成型的彩虹团式的“业余模式”，在面对商业力量时做出的妥协和权衡。如何维系“业余”模式的运作，也只能在这一判断和权衡中实现。在它彻底与商业节奏相一致，蜕变为与之匹配的工作之前，所有这些判断和权衡，都是在积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业余模式”的有效经验或教训，应当得到珍惜和重视。

其次，是趣味的力量。“业余”之所以存在，不光是与工作/休闲的角力，还源于其呈现和塑造趣味的能力。这种呈现和塑造趣味的能力，既可以被商业利用，比如，在2017年5月“红星美凯龙”广告歌曲的重点便在于中产阶级的居住品味；也可能被划为“高雅文化”保护起来，成为少数人才能欣赏的部分。比如，在“虾米”上，对“彩虹合唱团”的另一类作品——“泽雅集”、“双城记”等，一种常见的评论便是：大多数人只关心《感觉身体被掏空》一类的神曲，而对更好听的合唱歌曲，毫不关注。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趣味不光是音乐上的，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选择和呈现。比如，彩虹团一年一度的招新简章，便要求团员除了有合唱的经验之外，还至少熟悉一门外语。

以“造化随顺、风雅之诚”为旨创作的系列小品《泽雅集》等乏人问津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布迪厄在《区隔》中大谈趣味，视之为区分阶级的有效标签之时，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趣味，还远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或阶级的趣味，都不可能单凭迅猛的消费主义独自完成。相反，只有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消费经验、历史积淀、政治意识等多种因素得到充分整合之后，具有区分效力的趣味方有可能成形。到目前为止，在消费主义的持续冲击之下，属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足以区分阶级的趣味，仍在艰难地形成之中。

彩虹合唱团的作品，既是这一混杂的形成过程中一种趣味类型的标本，也是“业余模式”如何积极参与趣味形成的社会过程，对其展开整合和形塑的阶段性个案。于是，在他们的歌声中，既可以听到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无暇的童年的怀念，也可以听到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对城市的厌弃和对田园乡野的眷恋；既可以从中辨识出对自身品味的标榜，也可以听出对远去的人文情怀的追慕。

在这一类正在形成中的趣味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的阶级分野。生活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经验和体面工作的年轻人，构成了这一趣味形成的主体。而支持这一趣味的形成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

这也就对正在形成之中，且努力保持新颖性的“业余”，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倘若“业余模式”，具有此种整合形塑社会乃至阶级趣味的力量，那么参与和坚持此种“业余”的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其内在的阶级属性？理解由这样那样的“业余”经营而来的“趣味”，最终如何可能在严酷的等级区分之外，对社会现实发出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