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而出的工作之“余”

2016年年初，凭借合唱演出的搞笑返场视频《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迅速走红网络。在这首被网友称为“开年第一神曲”的合唱歌曲中，男女8声部共同追讨“我家钥匙”的去向，气势恢宏地表达着城市生活中的小怨念。一时间，正经八百的室内合唱与追讨钥匙未遂的小情绪之间的巨大反差，引燃了人们对合唱团的好奇和热情。这支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组建、此后吸纳各界合唱爱好者加入的业余青年合唱团体，就此走进公众的视野。

“彩虹合唱团”以《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进入公众视野

在一次电台的访谈节目中，当被问及指挥系的同学怎么会想到自组合唱团时，团长金承志坦言，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专业考虑。

既然学了指挥，按照专业对口的思路，未来的工作就应该是干指挥这一行。可偏偏乐团指挥这个职业过于冷门，不仅工作机会极为有限——一个城市最多1-2个正规乐团，在岗人员的退休速度又异常缓慢——“老而弥坚”在这一个行当里仍然准确管用。与此同时，胜任这份工作的要求，却是指挥经验的积累越深厚越好，这恰恰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反复的揣摩。

于是，对指挥系的学生来说，既有的工作岗位和可能的工作经验，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矛盾：必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才有竞争上岗的实力；可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只能在不断上岗中积累。对年轻的指挥者们来说，如完全依赖既有的专业乐团制度，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等到别人终于把一个团交到自己手上，不如“自救”，组个团先操练起来。在“业余”的过程中期待上岗，彩虹合唱团应运而生。

可以说，“彩虹”和其他业余乐团的诞生，正是源于这种“制度性的不可能”。乍看之下，这是由于指挥这个行当过于专门造成的。但实际上，经验积累和岗位竞争之间犹如二十二条军规般的“制度性的不可能”广泛存在。

无论是大学生在求职时，用人单位对实习经历的格外重视，还是越来越多的没有酬劳甚至于需要缴费才能获得的“实习岗”的出现，或是不断加码的晋升规则和对功成名就者的高价引进机制，都意味着社会对“工作者”的要求正滑向荒诞。指挥这个冷门职业的现状，不过对这种荒诞性做了最直截了当的表达：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各行各业相对饱和，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不再向青年一代轻易开放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以弹性和灵活为主要特征的工作制度，又将持续减少就业岗位、使工作变得不稳定作为提高效率、攫取更大利润的方便法门。这两个变化彼此叠加的后果，就是不断提高对工作者的要求、拉高稳定工作的门槛等做法变得理所当然。于是，充分享受了改革红利、执掌分配大权的社会中坚，对于后福特制，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凡事优先考虑如何对自身有利，而不考虑此种“制度上的不可能”对社会长久运行的利害，是其最自私短视的一面。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只是，这样的制度显然无法独立运作。各种在体制之外的替代性或补充性做法由此催生，以大量弹性、不稳定和隐形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方式与之配合，共同维持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制度持续运行。这种体制内外的默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常态。以“业余”而自觉待岗的彩虹团，便是其中的一种。就此而言，“彩虹”的业余，是对当前不合理的工作制度的自觉补充。此时的业余，是缺乏正规工作者的社会发明，朦胧地承担着未来就业者的蓄水池功能。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彩虹”的业余性，至多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极端功利，以及对这一功利行为的社会自救，并无太多的新意。不过，它的运动轨迹，显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来自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们的持续加入和参与；即便是在它成名之前，也是如此。按照金承志的说法，一个完全由未来指挥者组成的合唱团，困难重重。因为每个人都有对音乐的专业理解，调和妥协总是异常困难。于是，指挥者们的“自救”，因为过于专业而不可持续。

新鲜的血液，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好合唱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合唱有着自己的热爱，这样的热爱和专业无关，而是和另一种工作之“余”相关。如果说，指挥者们的组团自救，是被正规工作制度挤出时的本能反应，那么合唱爱好者们的加入，则是被既有的工作制度牢牢套住的年轻人，在面对工作压力时的另类选项。参加合唱，调整身心，从中获得和工作相对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由此形成安排工作之“余”的时间和情感，乃至投掷精力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