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段历史的开端的认定，必然已经包含着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部理解。比如鸦片战争（本文的“鸦片战争”均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一场战争之外被我们赋予了很多其他意义，它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并为整个现代中国的兴起的叙事框架设定了一个初始条件，进而对这个叙事框架做出了限定。它是近世中国习惯性失败的原点，一切屈辱从这里开始遭受，一切我者与他者在这里重新得到界定，一切必须进行的改变从这里得到证明，也得到延伸，直到当代仍锚在中国叙事的主轴上。它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把中国历史劈成了两个走向：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世界之外与世界之中。而现在，随着大量细部研究的出现，整个近代史的框架亟需全面调整，而鸦片战争，也到了重新安放的时候，因为它对中国史的叙事体系的咬合已经出现了严重松动，对其前后历史所做的规定，已经全面崩塌。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七月一日前后有一些纪念，但很快便悄然无声，而对香港回归这一事件的前因——鸦片战争，更是少有人提及，香港正是在这次战争后被“赏借”给英国。其实这场战争并未完全被遗忘，4月即有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鸦片战争》首次出版，作者王晓秦，这是中文世界近年来少见的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作品。6月，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再版（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首版）。2015年则有英国人蓝诗玲的同名专著在中文世界问世，且被多个图书榜单推崇，各路媒体称引频仍，然该书问题颇多，两年来尚未见到持平而深入的批评，本文受篇幅限制，暂且按下不表，待另拟专文商榷。而王著刚刚面世，褒贬待人，本文即从此书切入，来展开讨论。

一本还原历史现场的佳作

王著虽是小说，但作者在后记中称“引用的文献全都有案可查，使用的数字全有历史记录，配用的插图全有出处，重要人物全都实有其人，主要事件全都实有其事，我只对事件做了文学性的描述，赋予人物以思想、性格、话语和动作。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以史料分析为基础撰写的小说，不是天马行空的戏说”。由此可见，作者希望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虚构的故事。下面举一个例子，可证作者所言。

在王著的叙述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消息传到伦敦被大加渲染，朝野震动，英国外相巴麦尊和国防大臣马考雷对此事有一番议论。马考雷说到：“鸦片给我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迟早要惹下大麻烦。侨商们不仅向中国出售鸦片，还把大量鸦片运到国内，去年一年就运来九百箱，制造了成千上万个瘾君子。”西方人曾渲染一种观点，把鸦片和中国人种捆绑起来，认为鸦片所代表的沉沦堕落正是人种堕落的表现，然而，王著这里提醒我们，鸦片在同时期的英国也泛滥成灾，所不同的是，英国当时没有明令禁止，在对鸦片形势的防范意识上显然落后于中国。

王著所叙述的马考雷这一观察，在其他文献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839年，在华英国商人的刊物《广州周报》一篇文章指出，“最近10年内，（在英国）鸦片消费有了令人恐怖的迅速增长”，其结果是在英国社会制造了大量形销骨立、如同骷髅的烟鬼。1840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对华事务管理评论》，对中英两国的鸦片吸食消费进行计算后得出结论：1836年至1837年中国约有鸦片吸食者1426113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245；而英国大约有399575人吸鸦片，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1/62。也就是说，英国吸食鸦片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中国的4倍。

1820—1839年英国进口鸦片情况 资料来源：1821—1823年、1839年，Anonymous,Re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Our Affairs in China,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Trade in 1834,pp.46,47;1834—1836年，”The Opium Trade”,The Canton Register,June 25th,1839.转引自（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

由此看出，王著的相关设定，看似漫不经心，也许在阅读的不经意间一晃而过，其实都有所凭据，特别是一些关节处，读者不可当成可有可无的戏说轻易放过。所以，我们的确可以放心地把该书叙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当成作者试图以他的考察得出的史实而非任意的戏剧化的文学想象。

在王著中，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双方各个层面的人物和事件，都得到了详略不同的描写，比如：朝廷禁烟的决策形成，林则徐禁烟活动的经过，垄断了与西方商人贸易权的广州行商的困境，中英双方鸦片贩子联合走私鸦片的操作细节和案例，在华英国商人与广东当局的冲突，伦敦为战争所做的舆论准备和军力部署，战争开始后每一场重要战役的经过，直到最后的谈判签约，等等。所以，此书对历史现场的还原，确实有助于今人对那场战争前后的历史获得更多的了解。

近代中国在被“看”中遭受缺席审判

不过，长期以来形成的清朝中国闭关锁国、无知闭塞、盲目自大的旧有认识，在王著中被贯彻始终，所有详尽的细节最后却汇集成固有的理解和印象，我们通过此书对鸦片战争的总体判断较以往并没有获得更多，这就让本书的叙事基调和宏观认知缺乏突破。

下面选择王著的一段叙述做具体分析。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的8天后，命令行商传谕外国商人，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呈缴，并签具甘结合同，声明以后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即没官”。同时还给各国商人颁下谕令。三天后，外国商人并没有遵令。24日，林则徐作出最后决定：一、中止一切中外交易；二、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也就是说，林则徐将位于广州城外西南角的商馆区变成一个大拘留所，将其中约350名外国商人关了禁闭。28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表示“遵照钦差大人特谕”。随即开始缴烟工作。5月2日，林则徐认定缴烟工作能如期完成时，便撤消了对商馆的封锁，除颠地等16名大鸦片商外，其他外国人都准许离开广州。1839年6月虎门销烟期间，林则徐尝试通过美国人所办《中国丛报》的主笔裨治文，把敦促英国政府管理属民的信交给英国国王。在裨治文与林则徐交谈完回到住处后，王著设置了一段裨治文与商人查理·京两个美国人对这次谈话及林则徐禁烟活动的议论。书中这样叙述：

观瞻完后，裨治文与查理·京返回“马礼逊”号商船，抚舷交谈。裨治文问道：“你对钦差大臣的印象如何？”“他是一个精彩的人，一个敢于冒大险办大事的人，他销毁的鸦片价值不菲，亘古未有。但是，他也是一个自负的人，不知晓天外有天。”裨治文道：“是的，我赞赏他的禁烟措施，不过，他不懂爱邻如己的基督教教义，不懂欧美国家的物理人情和法律制度，不懂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他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我们‘俯首输诚，倾心向化’，却不知晓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国力比中国强大。”查理·京道：“他缺乏策略手段粗糙，竟然动用军队把鸦片贩子和无辜者们软禁在一起，涉及多国人员！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欧洲或美洲，必然引起一场滔天巨澜，甚至一场战争。我将致信我国政府，强烈要求派兵保护侨商的安全，我国政府不会对公民在海外遭受的磨难等闲视之。”裨治文嗟叹道：“这要归咎于大清国的制度。这个国家自以为是中央之花，把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只肯与它们建立封贡关系，一俟出现纠纷和争议，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只好诉诸蛮力。”

由于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冲突，两个美国人就仿佛拥有了一种第三方的无利益关系的身份，他们的议论在读者眼中也便获得客观中立的信服力。选择两人对话为这段叙述作结，就造成了一种本书作者借他们之口说出自己看法并希望读者接受的叙述态势，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作者为何选择呈现这段议论，而且在这一部分仅仅呈现这段议论，同时又没有对议论所及相关事件进一步多方求证和呈现。也即是说，林则徐及中国当局昧于时势、盲目自大、闭目塞听、行事蛮横的看法是应该接受的，这一看法在本书其他多处也有表示。两个美国人的议论事实上也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当时主张发动战争的英国人和此后西方人的看法。后来，这一看法也被中国人接受，成为关于鸦片战争的一个常见观点，后文会围绕这些观点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