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非常大，且一直在增长。在1764年至1806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九倍，中国输入英国的增加了四倍；美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四倍，中国输入美国的增加了九十多倍。若以商船为例，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七十二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而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八年（1838）八十年间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增加了十六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据美国人统计，18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就超过了其进口总量的1/3，将近英国进口量的3/4（美国是9867208美元，英国是13048022美元，进口总量是26200230美元）。据1833 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估计，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 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中西方各种估算虽有出入，但均可看出中外贸易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这样的规模，与中国当局的积极贸易政策不无关系。比如，实行减税和免税制度、优待外国商人等。粤海关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规定，洋船原额税减去“十之二”，康熙二十四年（1685）“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康熙三十七年（1698）“著减广东海关额税银三万二百八五两”。康熙三十八年（1699），减免英商船“原定税收之四分三，以招揽贸易”。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国当局对“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雍正二年（1724）、三年（1725）、五年（1727）、六年（1728）对暹罗船运米来广州贸易，“概免征税”。乾隆八年（1743）规定：外洋船来“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又准免珍珠，宝石之税”。道光二年（1822）因广州夷商货物被火烧，中国当局又免收其税。道光十年（1830）两广总督李鸿宾又密奏减夷船进口规银，决定“东西洋船饷银俱照额减二征收”。

正因为中国当局的这些优惠政策，在华贸易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1830年代，英国下议院组织过一个“考察东印度公司的当前情况及大不列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情况小组委员会”，查阅大量文献，在大批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美国和印度商人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其所出第一次报告书就达五大卷之多。下面是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阿肯的作证答词：

问：在广州做生意，方不方便？

答：大为方便。

问：你认为在广州做生意和你在你所熟悉的任何其他商埠同样的方便吗？

答：我认为广州更加方便。

问：和在印度一样方便吗？

答：这比印度方便得多。

问：在广州也和在英国同样的方便吗？

答：是的，并且更加方便得多。

这个小组最后作出结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1836年，《广州周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华自由贸易》的文章，作者认为“与中国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很兴旺”，即使没有英国政府官员的保护，“自由商人”也可以很好地照料自己，阻碍只有两个，一是英国政府对进口货（主要是茶叶）征收的重税，一是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继续插手广州贸易。（“Free Trade with China”,The Canton Press,June 11th,1836）

另外，中国商人并未受限，且从四海关出海贸易的规模也已经非常大。1757年之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如乾隆二十九年“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七）。康熙二十年至道光十九年（1681—1839），东往日本贸易的商船就有3840艘（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总吨位达85200吨，道光十一年（1831），中国到南洋各国贸易的商船达到275艘，吨位一般在120吨至900吨之间，平均为300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18 世纪，广州华商已经经营广州与欧洲间货运的帆船贸易。1763 年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占总量的30 % ，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40 %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从此可见广州帆船货运在当时世界船运中的地位。

而且，当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比如，行商伍秉鉴，曾投资于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他的基金还被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1843 年，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继续对美大规模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就入账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的红利。1891年时伍氏家族在美国尚有一百万多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到1891 年间每年得息四万多美元。

19世纪初，许多美国商人因营运的需要而向中国人大量借钱，广州丽泉行商潘长耀是其债主之一。美商借债逾期不还，单在费城，便有21名商人欠他的债款达五十万美元。为此，潘长耀在1815年曾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抱怨美国商人欠债不还。伍秉鉴有一次见一位美国商人生意失败，就撕毁了一份七万两千美元的借据，给他一条活路，这位美国商人感动得当场下跪，最终也得以返回家园，东山再起。（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见，无论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用闭关锁国概括清代中国对外状态完全不符合史实。另一方面，有锁就有门，锁国的同时就意味着紧闭的门，所以又发生了需要把门打开的问题，于是在“锁国”之外又有了“打开大门”这个描述清朝中国被动状况的常见描述。当锁国被证伪后，打开大门这个说法就自然是错误的。中国的门从来就是开着的，并不需要再次打开。

所以，著名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恰恰不是因为清代中国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中外贸易规模大，互相依赖深，已经难舍难分，无法一拍两散、各飞西东，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日益伴随着更加紧密地加强联系的要求，这才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谁是自由贸易的敌人

英国人（鸦片战争前主要是英国鸦片贩子，打完仗，其他西方人也逐渐加入）用闭关锁国责难中国时，自然而然设置了一个自身的开放形象，这种形象主要表现在其为自身设计的自由贸易播种者的角色上，甚至认为这种角色与西方文明有本质性的关联。然而，这种角色和关联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16世纪开始，欧洲的海外商品和白银逐渐增多，竞争形态和要素发生变化，商业与贸易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力，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逐渐被商人和殖民者取代，英国及西欧诸国便开始了重商主义时代，相应的政策，是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鼓励国外的原料免税进口，禁止本国的原料出口，其措施花样百出，比如荷兰为发展渔业和造船业，规定每周五晚必须吃鱼。

更严厉的是英国。由于英国长期以来的出口贸易几乎都是羊毛及羊毛制品，早在1258年为了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英国即颁布了“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14到15世纪多次重申这一规定。后来类似的限制更加严厉，走私活羊出口的首犯会被没收财产砍掉左手，再犯就判死刑；乔治三世（1760—1820在位）为了禁运羊毛和打击走私，甚至还颁布法令，“不准在海滨五英里内剪羊毛”（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1651年，英国议会颁布航海法，规定国货国运、外国船只不准入内，不准外国货进入殖民地；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工商业成本，比如工人偷懒会割掉耳朵，或罚为奴隶给检举者；小孩满4岁即可以上工，每日工作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