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与查理·京的议论之后，王著关于这场见面的叙述戛然而止，立即转向别处，却没有适度地设置一段用第三人称以林则徐和中国当局的立场陈述的行事缘由或他们的自我陈述，仿佛法庭没有给被告做无罪辩护的机会，而是一场缺席审判。被告无回应，单方面宣判就成了唯一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

这其实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处于被“看”的位置，遭受缺席审判。西方人则通过对中国的“看”，获得认知主体的地位，进而垄断了对绝对价值标准的制定权和阐释权。这种“看”中国人的叙事结构，在后来对鸦片战争的回溯中逐渐渗透在西方认知中国的各个环节，并随之进入到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滚滚大势如此，王著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顺从着那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也不应给王著一个单独的责难。当鸦片战争的结局读者已然知晓，即中国军事上的最终失败，带着这种认知反观之前的中英两国，其呈现的图景便是：英国人每一个行动都有他自身的逻辑和对全局的把控，而中国人却始终深陷于无知的盲动，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对结局了然于胸，这是后人在评判历史时天然拥有的相较当事人的绝对优势，然而，以结局为依据来反观当事人的行事，就相当于考试作弊，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数对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中国失败史的叙述，就正是带着这样的绝对优势来作弊的。

英国与天下的冲突

对于裨治文与查理·京的议论，林则徐和历史其实是有回应的。

首先，查理·京针对被软禁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欧洲或美洲，必然引起一场滔天巨澜，甚至一场战争”，是毫无依据的虚妄之词。林则徐撤走外国商馆的中国雇用者，英国人的生活确实不像以前那样舒适，因为英国人需要做煎鸡蛋这类以前不必亲自做的事情。但根据一位亲身经历的英国商人帕特森的回忆，当时被封锁的一条英国商船每天都得到一条中国船的供给，在广州的商人也受到很友好的对待，可以自由到商馆对面的广场玩球（张馨保《林钦差和鸦片战争》）。软禁开始没几天，经林则徐同意，又有通事雇佣的人来给他们做家务活，如洗衣、缝补、打扫和做饭等。度假的心态在商馆区流行起来（《黄金圈住地》）。

在此之前，清政府已经多次重申禁烟法律，并严格执行，林则徐在包围商馆之前一直通过行商通知英商上交鸦片。而英国议员斯坦霍普在伦敦的上议院辩论中说，中国的执法措施实属平和，因为在英国遇到这种情况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英国议会辩论档案：Earl Stanhope, HL Deb 12 May 1840 vol. 54 col 19.）。事实上，查理·京在1840年1月于《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东方模式并不比西方模式更为严厉”，与英国议员斯坦霍普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英国人在缴出鸦片集体撤离广州后，他们居然还要求其他国家的商人一同撤出，查理·京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审慎、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无辜者与有罪者搅合在一起，会使合法的贸易商承受巨大损失”，“当英国人选择离开广州时，美国人决定留下”（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这样的立场也与查理·京在王著中的说法完全相反。而查理·京所说“我将致信我国政府，强烈要求派兵保护侨商的安全，我国政府不会对公民在海外遭受的磨难等闲视之”，最后美国国务院也没有给予回应，类似当代中国到利比亚撤侨的海外行动，并没有在美国人身上发生。

其次，事实上美国人并不无辜，他们所办的旗昌洋行，在鸦片贸易中名列第三，仅位于英国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之后。所以，当1840年4月25日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向林则徐递交禀帖表示美国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时，英国人的《广州纪事报》以长篇评论文章对其加以嘲讽，对禀帖中所言美国为“旁观之国”的言论尤为不满（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在这次禁烟中，旗昌洋行上缴给林则徐1437箱鸦片（关于美国人的鸦片贸易，《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1784-1844》一书有专节论之甚详）。顺带一提，这个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多次被美国人评为最佳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旗昌洋行这样的贩毒集团，美国人总体来讲在禁烟中是受益的。自从1839年5月底义律率领英商离开广州，并宣布禁止英商进口贸易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其他国家也一度为英国所惑，徘徊不前。对此，林则徐多次向外商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强调区分良莠和不咎既往、严惩将来的原则，并在贸易方面对遵式具结的商人给予优惠待遇，提供保护措施，结果局面很快打开了。“自严办鸦片以来，各夷埠均有传闻，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如连国（丹麦）、瑞国及单鹰（普鲁士）、甚波拉等国，历年不过偶来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荣之象”（《筹办夷务始末》）。美国更是乘虚而入，很快取代英国的商业地位，并伙同其他几国瓜分了英国在中国的全部商业利益。在1839年下半年中，各国具结进口的商船有62只，其中45只为美国船。这个数目比以往美国全年来华的船数还多。所以，1840年4月25日，林则徐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转告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当时对于愿意具结进口的外国船只，并无“故意耽搁”之事，美国人在英人被禁止贸易后，已经获益“数倍于往年”。真正对各国的正常贸易造成损害的，是来自英国的军事封锁。1840年6月22日，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宣布封锁珠江口，各国贸易均无法进行，美国人首当其冲。他们联名写出抗议信，指出英军的封锁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国际法和现存的条约，是非法的和没有先例的”。（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

事实上，英国人非法破坏诸国自由贸易的行径，在四十多年前便受到中国当局的警惕。乾隆在写给他的亲信大臣的谕旨中，曾经几次流露出他的不安，他担心英国人通过排挤那些与中国保持长期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借机垄断在广州的对华贸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的谕旨中提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清高宗实录》）故从18世纪初年直至19世纪，清政府在向外商发布的公告中，一再重申“一视同仁”政策，目的都是抑制英国在大清国的扩张。直到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上疏道光时，对英国“侵凌他国之术”也是充满警惕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当印度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政府这项政策，其实比较成功地抗拒了英国的殖民地野心（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

由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当局恰恰是一直在非常积极努力地去维护贸易的正常进行，并试图在各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然而，此时正凭借工业体系的汲取能力和强大的海军力量进行四处扩张掠夺的英国，对中国这种“一视同仁”的政策已经很不耐烦，他们不希望得到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而希望有更多独享的特权。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4年，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在给两广总督卢坤的告示中说：“以英国大主权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出广汪，土产丰盛，即大清亦非能比权。有勇猛兵卒，集成火单，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弋各洋。并中华之人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律劳卑言辞间那种缺乏教养、无所顾忌的耀武扬威，把英国人的心态充分体现出来。

再来看19世纪英国大众文化，一本名为《神仙们的爱好》的儿童读物中，为我们勾绘了一幅各国朝拜维多利亚女王的朝贡图：

来自远东地区的国王们，（印度）高尔贡达的王子们，塞林伽巴丹的君主们，帝王，摩洛哥的皇帝，西藏达赖喇嘛和菲菲佛夫的喇嘛，所有这些人都光着膝盖匍匐前行，拜倒在女王的宝座前，他们背上扛着大袋的珠宝，口袋中还有给女王的特别的礼物。她拥有所有这些价值连城的礼物，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金条，来自澳大利亚这块富饶土地的满载着金矿的船只。女王的宝库堆满了金锭以及大量珍贵的宝石。

W.B.Wallen，《女王接见缅甸使节》（1872）  图片源自Arthur Lawrence Merrill,Life and Times and Times of Queen Victoria(1901).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60年代初，T.琼斯.巴克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题目是《英格兰如此伟大之奥秘何在》，又名为《维多利亚女王向非洲酋长赠送圣经》。在这幅画里，代表帝国尊贵形象的维多利亚女王身着华丽礼服，两手捧着一部《圣经》，与一位跪倒在地的非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女王对照，无论是跪者躬着的背，还是他伸出的双臂，还有那渴望的眼神，都表明了他处于种族和文化的弱势地位。在女王和跪着的非洲人身后，站着英国军官和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这幅画完成之后，即被运往英国各地巡回展出，所经之处包括英伦岛屿最偏远的地域，也包括1864年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举办的一次展览。对那些从未见过一个非洲人或印第安人的英国人来说，这些巡回展览，有效地向他们展示了大英帝国与异教徒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野蛮人如何归顺了基督教圣经和英国君主的统治。（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

T.琼斯巴克，《英格兰如此伟大之奥秘所在》（约1863）。图片源自伦敦国家肖像画美术馆

这些例证就是19世纪的英国人希望与其他国家形成的相处方式，其中完全看不到对其他国家的平等意识。正因为如此，1835年10月24日英国在华所办报纸《广州周报》上，一位英国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任何（国家）的政府眼里都是讨厌和怀疑的对象。”（A Citizen of the World,“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The Canton Press,October 24th,1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