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重商主义一直在实行。直到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未达到所谓自由贸易的水平：1700—1799年是27%；1800—1845年是40%，其中1800—1809年间增长高达36%，1810—1819年间则增长到44%，1820—1829年间达到顶峰55%，而1830—1839年间则为38%，到1840年时征税种类多达1146项。1841年当选为首相的罗伯特·皮尔，其竞选成功所凭借的正是维持《谷物法》的承诺。另外，上文已提到，1836年英国人在华刊物《广州周报》发表《对华自由贸易》一文认为英国商人对华贸易的主要阻碍是英国政府对进口货（主要是茶叶）征收的重税。的确如此，1833年英国对华茶征收96%至100%的进口税，1834年提高到100%至300%。可见，英国高关税对正当贸易的限制，是导致英国商人热衷进行鸦片走私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高的关税税率，其收入大量用于为发动战争提供的资金支持：1715—1790年间，英国的关税收入占据了国防费用的37%，1790—1815年间为25%，1815—1850年间占到了年均利息支付的70%（利息支付占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50%），1850—1913年间累退税收入仍然占到国防费用的60%。在向英国军国主义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中，所有原材料中约有60%被征收了关税，其中大多数成为英国工业的重要资本投入。历史学家霍布森在其《帝国主义》中指出，18至19世纪大英帝国正是靠间接税和关税保护主义而强大起来的。

我们再来看同时期中国的关税。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主要进出口货物税费征收情况

以1830年代后期的价格为参照，则广东粤海关出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2%左右，实征税费率约在10%左右；进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6％左右，实征税费率平均约在12%左右（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无论是正税还是实征税，中国的关税税率都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英国，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在华贸易极具吸引力的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确实接近过自由贸易，如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废除了《航海条例》，然而1846—1860年间，英国关税税率仍然保持在20%的高额水平。虽然此后一度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关税，但都是英国有比较优势、不惧任何竞争的产品，或者在整体贸易中无足轻重的产品，而且很快也发生了变化。1931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禁止不正当进口法》，规定贸易部有权决定对某些商品征收100%的保护关税。1932年2月4日，英国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征收进口税。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在言行上都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

从上述史实来看，只有19至20世纪交汇期间英国短暂接近了自由贸易，其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则与之相去甚远，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那种把鸦片战争看成自由贸易战胜闭关锁国的看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而把自由贸易与西方文明根基相关联的观点就更是异想天开了。

走向世界的起点

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初步确定的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承认在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更高权威，被追认为现代国家间关系的源头。既然国家主权意味着不存在更高的政治权威，那么，欧洲各国互相承认国家主权就等于制造了欧洲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如果局限于国家这个思考单位，则政治意义上的有制度、有管理、有秩序的“世界”尚未存在，而地理或物理意义上的世界就成为一个没有人对它负责人的荒地，是可以被任意掠夺和争夺的公共资源，是进行征服的战场（赵汀阳《天下体系》）。所以欧洲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丛林，一个非世界，它只是个地理存在而不是政治存在，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毫无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政治世界，所以17世纪之后的欧洲并不在世界之中。

同时期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一起，却建立了一个以零关税的积极贸易为经济内容（1839年林则徐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说“利则天下公之”）、以互相承认荣誉性的象征关系为政治形式的共生网络（这个共生网络通常被称为朝贡体系，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体系），中国扮演该网络形式上的最高仲裁和各成员相互间交往渠道的角色（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于是，该网络内至少有一个组织在名义上不能只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是被她自己和其他成员赋予了必须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维持国家间正常关系的象征性义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主导的这个网络里的国家间关系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有世界制度意识的政治世界。孟子云：“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制定《祖训录》明确地对后继者们说：“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由此，“因为有了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东亚世界各国之间在近代以前发生的冲突，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规模来说，都远远少于同期的欧洲、中亚、西亚等地区。”（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把人类一切现代成就归于英国、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也感叹道：“欧洲的战乱频仍和日本或中国的持久和平对比鲜明。”（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而欧洲各国之间，则因无政府状态而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把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当成了征服的战场。英格兰在1689年至1815年126年间有73年在打仗，而1100年至1900年则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打仗，像17世纪三十年战争导致德国三分之一人口被毁灭的事情，在欧洲史上更是屡屡发生。这样频繁的战争，具有决定性地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国家（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由此培养出来的杀戮欲也深深植根于欧洲人的文化基因（雅各比《杀戮欲》）。而且，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并不能看成是独立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因为这样会忽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其实有很深的权力和人员的交叉，从如下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头衔就可以看出：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迪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

这个头衔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讨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欧洲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性的政治”来进行扩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样的扩张中达成政治的深切交互，从而很难把各个国家看成相对独立的主权国家。

再举1914年至1918年的欧战的例子。这次战争的各参战国的元首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而维多利亚女王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妻亚历山德拉的祖母（沙皇的皇后则将维多利亚所携带的血友病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沙皇本人就是乔治五世的大表哥，他们两人都是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九世外孙，从照片上看他们像孪生兄弟。此外，各家族间通婚的密集网络，把从瑞典、挪威和丹麦到西班牙、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小一点的欧洲国家的国王和王后们联系起来（《杀戮欲》）。这次欧战，是一场最典型的家族间的内战，这也可以看出，欧洲人屠戮自己人的热情其实远远超过对于亚非拉，在英法德意俄等欧洲国家之间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和循环鄙视链面前，亚非拉所遭受欧美的那些侵略就并不显得特别屈辱了。

当欧洲以战争和“性的政治”为主要手段进行对外活动，明朝在东亚便自觉地以强烈的象征性和荣誉感的互授为核心的国家礼仪和以“利与天下公之”为原则展开的自由贸易建立了一个无外的政治世界。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想更深入地走进这个无外的政治世界，且这场战争给英国人争取到的对华贸易的诸多权利，开创了先例，被后来的欧美国家所效仿，于是我们可以说，欧美从无意义的地理世界即非世界，走进了有意义的政治世界即真正的世界。所以，鸦片战争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而是欧美走向世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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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自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