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刘禾所说，当19世纪英国官员把他们的帝国野心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带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碰到的不是政治真空，而是清王朝自己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比如林则徐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开篇即言中国对于中外关系的总体思路是：“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以天地之心为心。”这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即天下体系。孔子曰：“天无私载，地无私覆，日月无私照。”天只有一个，天无外，所以天无偏私。《礼记》曰：“天子不言出。”天下任何地方皆为天子之家，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走出天下之内，整个世界都是内部而无外部，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天下体系希望世界所有地方都成为天下的内部，且任何国家或任何人接受这个体系所能够获得的好处大于破坏这个体系所能获得的好处（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显然，天下体系是一个操作系统而非应用软件，它不是一种帮助中国与他国进行较量的意识形态。读者诸君试想一下，这样无外的天下意识，岂不与我们一度认定的清朝中国的封闭性完全相反？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当时的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吗？

清朝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吗？

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其中有云：

“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于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固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励此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服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

中文文献中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乃始于此文，始于此晚清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动员的特殊语境。特别要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外国人启发，引用“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这里的外国人，是暂不可考的欧美人士。随着此文被大加引用，“闭关锁国”即逐渐被广泛接受为诠释清朝历史的标准范式。

汪精卫此文事事引用“外国人（欧美人）之言论以证明之”，然而此处的欧美人之言论并无展开的逻辑和事实的证明，只是一个干瘪空洞的结论。所以，此处对汪精卫的排满立场构成证明的，不是欧美人的论说的细密完备，而是此观点由欧美人的身份来言说，这就假定了欧美人必然比中国人更懂中国的前提。近世中国以来，这个前提是一大思维毒瘤，祸害人间，至今不绝。与之相伴的，是对欧美人永远抱无限的同情之理解、对中国人则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的现象。

汪精卫当时正在日本留学，锁国一词，其实是借用于对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与外部打交道的方式的一种流行描述。该词首次见于文献，在1801年日本学者志筑忠雄的《锁国论》，这本是对德国人一篇论文的翻译，该论文题目直译是《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此德国人的意思，指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把国家完全封闭起来，不同外国发生关系。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官方，从未使用过“锁国”一词来命名对外政策，而是用的“异船御禁止”，也并没有把国家封闭起来，比如长崎就作为通商口岸，与中国贸易从未断绝。（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锁国”状态，其实最初都出自欧美人士的观感。西方话语，惯于割裂非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与外界产生的关系，把非西方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史，否定非西方本来存在的认识主体姿态，否定非西方“被研究者”自己研究自己及研究他人的能力，从而否认其世界观之世界意义。日本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且按下不表，对清朝中国而言，闭关锁国这一笼统的概括，虽然一再被学者反驳，却因为某种叙事链条的需要，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故有再加以澄清的必要。

闭关锁国的印象，最直接的来源是清朝的海禁政策。然而事实上，在1644年至1840年这一百九十六年中，只有1655年至1683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1717年至1727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三十九年，其余一百五十七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其海外贸易额甚至比宋明两朝有所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之前英商强行航至宁波贸易而遭严加驱逐，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遂被撤销，欧美各国只许在广州进行贸易，这就是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前一再诟病的广州体制的开始，也被许多近代史书写称为“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和“闭关政策的最后形成”。

但实际上，广州并不是对外唯一的通商口岸，整个清代中国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沿海港口较大的还有泉州、厦门、舟山、宁波、南京（上海），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一百多处，整个沿海都是开放贸易的，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系（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且中国体制早已明定，以不同口岸就近接待不同国家，朝鲜经沈阳入口，苏禄经厦门入口，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葡萄牙、英国经澳门入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03《朝贡》、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事实上，后来欧美各国通过战争或条约等手段主动要求开港的通商道路和通商港口，仍然在上述范围内。一个主权国家有其体制尊严，来客当须遵依主人规定，英商到浙贸易，要私自开辟新口岸，仿佛野人一样到处乱闯，这是典型的缺乏法律意识和主权意识，故受到驱逐，遂被限定只在广州贸易。

而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并未受限，仍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故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商船，仍然不断到福建厦门等地进行贸易。根据1833年的一次统计，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每年的总额为7000万至8000万美元，这一贸易额几乎相当于同时期中英贸易的两倍（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