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败”？+

如果说19世纪是由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界定的，那么，20世纪则是由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界定的。这两场革命不仅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一个新社会，而且也将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为全世界探索未来的伟大尝试，从而激发起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俄国与中国的赞扬与诅咒、支持与遏制、热爱与敌视。

从1917至2017，天地玄黄，在两场伟大革命的诞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随苏东的解体，中国知识领域盛行的是“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是美国版的“历史终结”命题的亚洲版表述。在俄国以及西方知识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视为预伏在苏东解体过程中的“原罪”，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已经转化为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能的讨论。

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菲拉托夫就断言：“从形式上说，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其结果是政权为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所篡夺……1917年的十月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由19世纪的伟大改良的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的逐步转变过程中断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国家民主发展路线的终点，二月革命后经过八个月俄国就确立了集权主义的镇压体制。”[2]

在苏联解体前，各种反对的和修正的观点已经复苏，而在后冷战的氛围中，甚至修正的观点也已过时，盛行一时的是通过“解密档案”，将早已被批驳的故事重新编造（如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故事），通过西方（如德国《明镜》周刊）和俄国媒体，广为流布，不胫而走。

在这一对于革命的反动大潮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对于正统叙述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资深的十月革命专家亚·叶·拉比诺维奇一方面承认革命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认为存在着为十月革命所错失的其他可能选择，即“建立多党制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以苏维埃为基础，它必须实现刻不容缓的深刻变革和争取实现和平。”[3]

探讨1917年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历史判断，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例如，阿·伊·福明通过对列宁的《四月提纲》的解读，重申了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的观点，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但他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死敌的立场，而是站在拯救一个革命传统的立场，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开创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纪元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有理由认为，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它巩固了工业化社会的胜利，有助于确立后工业化社会文明的基础。”[4]

换句话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将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5]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一专政就是列宁曾经说过的那个“真正民主革命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这一诠释实际上是用列宁在1905-1907年间形成的对于俄国革命的阐释否定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界定。

与这一判断直接相关的，便是重新探讨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亚细亚式的社会革命”，它所开创的苏维埃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已经隐伏在有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关系的讨论之中了。

早在苏联解体前夕，E.T.博罗金就论定：“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使命。”[7]

为了将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为确立“国家资本主义”，作者从经济的角度将这一进程解释为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从而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让劳动者（农民与工人）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各种尝试。

普京时代的到来让种种修正观点找到了弥合其冲突的契机。十月革命在战争中拯救了俄国，曾经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们长期指责的布列斯特和约也因为德国战败而被苏俄政府宣布废除。[8]十月革命后，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发生了有关十月革命的争论，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压力下的一个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骤，从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张的民族自决最终通过联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扩展了沙俄帝国的领土、人口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