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批判了考茨基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70]。她清晰地看到了1917年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05年革命之间的双重联系，前者证明“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71]；后者意味着革命的动力不仅是城市无产阶级，而且“还依靠同样提出立即实现和平这一要求的士兵群众和把1905年以来就已成为革命关键的土地问题提到首位的农民群众”[72]。

正是由于后一点，卢森堡认为“由农民直接夺取和分配土地”虽然是一个巩固社会主义政府的良好策略，但其“反面在于，由农民直接夺取土地几乎是同社会主义经营毫无共同之处的”[73]。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俄国革命实行的土地改革最终将“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74]

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和民族自决权主张的批判之外，卢森堡与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分享了对于俄国革命缺乏对民主的尊重与理解的批判。“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机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构成了俄国本身的‘自决权’）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而著名的‘民族自决权’却无非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废话和胡说。”[75]

卢森堡认为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从左面犯了考茨基从右面所犯的错误，即将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76]

而普选、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自由的意见交锋，就是这一训练和教育的主要形式，没有了这些条件，苏维埃“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77]这个论断此后也被引申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一种阶级专政，而是政党或其少数领袖对阶级的专政。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是从书本上去解释，还是从具体的经验出发进行总结，这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早在1956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就指出：“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78]这一段论述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要求人们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践出发，从这一实践内部去思考和探索其经验与教训。

从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建立在每一个阶级成员积极参与基础上的新型民主制。这种民主综合了全新的生产关系与普选的某些形式，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超越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边界。

马克思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79]“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80]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原则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措施：用普选制选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只发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废除常备军等等。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措施意味着对于国家机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而且也“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81]。

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历史范畴，成为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82]这也正是今天人们思考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基本尺度。

巴黎公社起义

但是，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获得了权力的时候，恩格斯放弃了实现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此后欧洲议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政党斗争接受了公社坚决加以拒绝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伯恩斯坦在1899年出版的《进化的社会主义》中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变化，即包含着阶级妥协的社会共和国或初级的福利国家的出现；这一“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前提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即资本家与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而不必诉诸对抗性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