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阿兰·巴丢这样从不讳言与革命传统联系的哲学家而言，卢森堡所说的革命的“本质的东西”不再存在于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分析之中，也不再存在于革命者围绕战略和战术而展开的争执之中，而只能作为一种“共产主义假设”而存在。

“‘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作为基础的劳动从属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这种阶级逻辑是可以被克服的。共产主义设想还认为，有一种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体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将消除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分工。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继承的转移方式将被取消。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高压国家的存在将不再必要：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漫长重组过程将注定使这样的国家逐渐消亡。”[20]

共产主义之所以只能作为“假设”而存在，恰恰是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实现这一假设的实践失败了。

“在建构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种暂时性国家，向非国家过渡的组织形式，国家的辩证‘消亡’的组织形式——方面，党却证明是不得力的。党-国家结果发展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权威主义。”[21]因此，重申“共产主义假设”是以对失败的确认为前提的，即承认第二个革命序列（即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的历史进程，这是相对于从法国大革命至巴黎公社（1792-1871）的第一序列的时期。第一序列是为共产主义设想划定位置的场景序列，而第二序列则是将共产主义设想付诸实践的场景序列）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先锋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有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22]

卢森堡的思考是以革命主体本身的存在为客观前提，是以“我能说‘我们’，因为我就曾身处其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用兰波的话说：‘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的感觉为主观条件的。[23]如果作为政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政党趋于变异、解体或消散，那么，任何从内部视野出发展开价值的和战略策略的争论都不再可能。当代世界围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绝大部分争论——无论以何种名义，形式和内容如何——都是在主体置换的条件下发生的。

对十月革命的各种嘲讽和批判听起来像是对革命时代革命者之间爆发争论时部分观点的重复，但这些嘲讽和批判以上述“主体置换”为前提，即当代思潮对革命的批判并不是从卢森堡所谓“本质的和持久的东西”出发的，也从未致力于从这一内在于革命的视野出发展开战略和策略的辩论。我将这些革命史写作称之为“后悔史学”，它们是后革命时代降临的症候，是新的主体以后代的名义发出的对于革命的审判。

这些审判省略的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的政治经济分析，仿佛革命与这些矛盾并无必然关联，而只是一些革命者在密室中筹划的结果。正如大部分经历过20世纪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发生、中国正在发生的状况一样，“后悔”不仅是彻底背弃的前奏，也是当代世界自我确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重申“共产主义假设”——即否定当代世界秩序的永恒性和真理性——是必要的。但问题依然是：如何估价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如何思考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可能的未来？

没有人否定20世纪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挫折和悲剧，但这是一个“失败”吗？如果不是一个或至少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败”，那么，如何估价其成就？深入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与重估其成就本来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价其成就甚至比承认其失败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难。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之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历史道路和当代命运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将他们各自的经验放置在同一个“失败”的范畴里。俄国革命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和战争所激发的，它所影响和激发的革命发生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也存在着各自具体的社会目标，革命者和革命队伍的成熟程度千差万别，即便是总结“失败”也离不开对具体进程的分析。政党问题是关键却不是全部。

20世纪的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对于革命前的世界，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又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哪些方面？除了必须重申的“假设”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在真实的革命进程之中，即在布满成功-失败、正确-错误、必然-偶然的历史中寻觅未来的种子，或卢森堡所谓革命的“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