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复活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是列宁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早在1905年，列宁在与“新火星派”的斗争中就已经将他们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83]

列宁的这些看法与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的公社与一切国家事务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一致。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允许多党合作，实行联合执政，转变为以不同的方式确立“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即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第二个转变是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

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巴黎公社的尺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某种反思性意义，但若仅仅从这些短暂的经验出发衡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也就难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内部展开对于革命的思考。

迈斯纳曾经指出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弱小的还不只是这两个阶级，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是所有社会阶层的软弱。伴随着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权力和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与豪绅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官僚机构的基础后，豪绅地主发现沿用传统的寄生方式剥削农民更有利可图——随着旧政治秩序的解体，通过官僚体制的传统机会(以及传统的官僚和儒家对剥削的道德制约)衰减，这种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84]

与这一社会结构上的特点相伴随的，是政治军事力量与社会经济力量的分离趋势。这与欧洲社会新阶级诞生过程中的一般状况十分不同。[85]

因此，通过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亦即能动的方式，将原本处于软弱状态的社会阶层转化为远远超出其结构性软弱位置的全新主体，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路径。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一个通过土地革命斗争以创造新型革命阶级的社会运动，一个能够将这些斗争要素全部组织于其中的政治-军事形势，一个能够将国内扫除旧的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国际反帝运动相互连接的世界图景，构成了这一转化的基本条件。

在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历史特点：

首先，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工业有所发展，但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是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产物，以船舶修造业和轮船公司为主，而后扩张至其他行业。甲午战争前夕，外资企业约100多家，工人约34000人左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约40多个，雇佣工人累计4万人左右。从18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至1894年，共计开设100多个企业，雇工约27000至3万人。这一时期工人的总数约为10万人左右。[86]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从马关条约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大幅提高，在修筑铁路、垄断煤矿和开设工厂方面持续扩张，其中直接和间接投资修筑铁路达到10944公里，新式煤矿29个，工厂166家，另有14家新的轮船公司开张。民族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549家，以纺织、食品、煤矿为主，同时包括部分机器、水电、水泥、航运等行业。截止1913年，全国中外企业中的工人约在50-60万之间。[8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有所减少，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机会，战前的工厂总数为698个，资本303000余万元，至1920年，工厂总数已增至1759个，资本总额5亿余元。据不完全统计，至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约261万人，其中铁路工人165000人，邮电工人3万人，海员15万人，汽车电车工人3万人，搬运工人30万人，中国工厂工人60万人，外国资本在华工厂工人235000，矿山工人70万人，建筑工人40万人。[88]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是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变而来，主要集中于沿海都市，绝大多数雇佣于少数外国垄断资本，资格最老的是海员群体。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就是从他们中间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