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32]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7页。

[33]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449页。

[34]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上书，第423页。

[35] 同上，第428页。

[36] 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俄国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即使想放弃份地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5页。

[37] 关于俄国农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参见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页。

[38]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未及面世，被沙皇检查机关没收并毁掉，只剩下一册，而且没有结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重版，列宁补上结尾部分。但1908年夏，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请求，列宁曾以作者身份为波兰《评论》杂志写了本书的简要介绍。见《列宁传》上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三联书店，1960年，第4页。

[39]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389－391、392、393页。

[40] 同上，第240、242页。

[41] 同上，第278页。

[42]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27页。

[43]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247页。

[44] 同上，第392页。

[45] 对列宁来说，亚洲问题是和民族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亚洲“只有日本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11页。

[46]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47]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5页。

[48] 早在1905年，列宁已经将“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临时革命政府”意味着列宁正在思考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572页。

[49]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448页。

[50] 俄国知识分子的欧洲观和亚洲观显然受到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的影响。在列宁的使用中，亚洲这一与专制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从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第1-31页，第32-70页。

[51] （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2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2]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27页。

[53]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129页。

[54]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07-508页。

[55] 同上，第508页。

[56] 同上，第517页。

[57] 同上，第517-518页。

[58] 同上，第519页。

[59] 同上，第519-520页。

[60]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61] 同上。

[62] 见中共中央第二次大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收入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件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页 。

[63] 在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都明确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家的权利。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第十四条称：“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64]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列宁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270-276页。

[65] 这一过渡包含多重内容和任务。过渡的概念提示了过渡时期的路线和方针具有高度政策性、灵活性，从而也要求极高的理论智慧、试错实践，从而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土地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需要置于这一转变中给予阐释，才能理解其政治逻辑，包括其成就和失误、矛盾和危机，但对其进行历史评估已经不是本文能够承载的内容。

[66]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第63页。

[67] 同上，第65页。

[68] 同上，第52页。

[69] 同上，第151页。

[70]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