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十月革命创造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国家。在理论上，这个国家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体，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首先在于：革命不应该仅仅是国家权力的轮换或改朝换代，而应该伴随着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即在日常生活世界彻底改变劳动依附于资本的逻辑。

然而，从1917年起，围绕这一新的政体和国家的性质和使命，不但革命的敌人对于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展开军事的和舆论的进攻，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中，批评和反驳也常常上升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这些分歧和争议主要是在欧洲工人运动，尤其是巴黎公社所提供的经验及其理论解释中展开的：

1.夺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通过长期的经济变革实行社会自治，还是应该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2.民主及政体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继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如普选或议会民主制？在政治形式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用分权的联邦政体，还是应该实行中央集权？

3.政党与阶级的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还是政党专政？在当代有关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重新估价中，仍然可以辨识出那一时代剧烈争论的清晰线索。

4.过渡时期问题：围绕上述问题的论辩对中国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对于“东方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由于东方社会无一例外地尚未经历彻底的工业化，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清除旧的乡村关系、实行土地改革，进而为工业化积累资源。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围绕发展、限制还是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不但占据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的理论舞台，而且也在其经济和社会的实践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辩论和实践。

回顾这些近乎被忘却的争论对于重新确定当代社会斗争的目标并非无益。我们还是先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开始分析这些争论。

卡尔·考茨基对十月革命的批判集中在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上，即政权问题与农民问题。他将俄国革命视为战争和沙皇军事制度失败的结果，认为俄国既不具备实行社会革命的条件，也不应设想通过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应该仅仅停留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与资产阶级联合的自由主义阶段。

卡尔·考茨基资料图

考茨基所说的成熟的社会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一种带有蒲鲁东主义色彩的观点，即工人运动应该“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协会、交换银行、互助保险组织等等来解放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只有在经过自我培养而成为精神上充分发展的阶级时才能掌握政权。[66]他接过恩格斯对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的赞美，却用利沙加勒的说法加以论证：“人们说过，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很大的错误。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参加行政管理，光是他们的气息就使运动非同寻常；但他们很少参加实际的统治。”[67]

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不过是因为前者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而后者却无法与农民产生联系。“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在俄国的武装起义，都倒向在首都执掌政权的革命党人。这就使他们的制度有了力量并带有永久的性质，而这是巴黎的制度所没有能够得到的。另一方面，这也就产生了巴黎公社所没有的反动的经济成分。巴黎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像俄国那样以农民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的。”[68]

考茨基没有像卢森堡那样将批判的锋芒聚焦于民族自决权问题，而是将“地方自治”（在国家民主制度所划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限制国家官吏的权力，设立民兵取代常备军等）与“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裁权力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独裁权力”相互对立，认为在这种新的独裁权力之下，“旧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独裁已经以一种新的但据我们看来决不是有所改进的形式复活了，除这种专制独裁以外，还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应该对真正的犯罪行为负责的，并且事实上比旧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水平要低得多。”[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