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

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

《五·七指示》相关宣传画报

“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由于运动与派系斗争、党-国体制及其权力搏斗纠缠在一道，这一在国家和政党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蜕变。

60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

尽管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由于无法适应国-党体制的需求而始终居于权力格局的边缘，[104]但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许多观察者相信：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政治实验，相较于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官僚体制，中国“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处理的第二组问题是执政党、社会主义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换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而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问题经常被简化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但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脱离经济关系的政治形式，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革命基础上的过渡性国家。

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制现象时，许多人将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化与经济管理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批评一长制和泰勒制，因此，人们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

在《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人回答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105]

从1956年围绕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辩论至今，对于苏联实践的全盘否定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致我们需要追问：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到底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判断正确，还是那些否定的观点正确？这里只能简要地点出如下几个事实：

一，与其他在1917年发展水平相同的经济体相比，苏联的增长速度远远领先。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利用经济学、人口学和计算机模型重新统计国民总消费，证明1928-70年代苏联在五年计划指导下获得了高速增长。19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主要源自军备竞赛，而不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106]

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除中国之外，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指数均成长迅速，达到其历史发展中的最高增速。

三，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出现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格局引发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促成了欧美社会福利国家的快速形成。二战之前，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在1.66%以下，战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压力，在经历了1948-73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欧美国家用于福利的开支大幅上升：1960年平均占GDP的10.41%，1970年达到14.8%，1980年跃升至20.09%。没有苏东社会主义的压力，欧美社会福利占经济增长的比例是难以如此迅速地上升的。

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的概念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107]

1962年，就在中苏论战公开爆发之际，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108]因此，设想一种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