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刘父，不是可以说是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庇荫下得以苟全性命、了此余生吗？的确是可以如此说。但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一个人（更别说一个群）得以安生立命的基础，反而象是一根救命稻草，维系住一个沦落之人的仅存的一点点存在感与自尊。同理，刘小玲认同父亲，也意味着父亲的文化认同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她以一种“中国文化的底蕴”（詹奕宏眼中的“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啊”）优雅地鄙斥了洋人的失态──虽然这无法改变她要奔赴的目的地是美国。小说中，刘小玲的“中国文化底蕴”也只能展现在一个象征着中国审美品味的微物件上──景泰蓝的饰物。

我们是不能粗暴率尔地否定这根稻草，但也无法轻便地赋予它更高的意义。这样说，并非是看轻中国古典文化的某些要素（老庄、易经、书法…….）本身的价值，而是理解到，在刘父这样的一个反共的失意的流离的政客的夕阳人生中，“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极其遥远的乡愁，一种逃避现实的寄托。

这个“中国文化”让他在想象中和“古典中国”产生一种联系，但吊诡地也让他得以脱离“现实中国”，让他完全得以与现当代中国进行心理切割；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文化”，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一个和现在与现实既无法也不欲产生关连的凝固的、静止的“过去”。

这个“中国文化”恰恰就是要脱离中国现当代现实并捍卫自己的乡愁的认同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个“中国文化”是一个死境，没有动态生机，因为它完全没有源与流之间的水脉交通；它长不了任何生命，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的所在，是一片连仙人掌都看不到的白色沙漠。

刘父颓败自弃的晚年，于他自己是一悲剧。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刘父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认同”，则是一种于今犹盛的政治想象与论述，强有力地展现在当代台湾。刘父的“中国文化”姿态，所展现的恰恰是一种“去中国化”，是一种可以建立在反共、反中、亲美土壤之上的“本土多元文化”的一元。

认同这样的“中国文化”与热诚拥抱西方普世价值与黯然接受台湾独立，是可以完全接通的。如此这般的“中国文化认同”，对于超克民族分断、对于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是没有任何思想意义的──虽然它容或可以，如瑜珈健身或是塔罗相命般，“丰富”现代人的多元趣味的人生。

陈映真在1977-78年顷写作这篇小说时，应是不会料想到，这个“刘父”竟然可以是六、七载后以“野火”扬名于岛屿的龙应台女士，以及再之后马英九先生的关于“中国文化认同、反共、亲美日”三合一的“中华民国派”或“独台派”思路的某种“原型”。我认为，刘父的这样一种“中国想象”，无论如何，是即使是处于对“中国”暂时失语状态的陈映真，也是期期以为不可的。

在《夜行货车》里不曾正面出场，仅仅作为刘小玲记忆片段的“刘父”，却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当然，他的重要性，如同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般，是必须摆在一个历史框架内才能展现。

在本文最后，我想讨论一下陈映真关于刘父的这么一段介绍：“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为什么陈映真要在刘父的履历上注明这一段？“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虽然陈映真没有更清楚地说三十年代的什么时候？上半，还是下半？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前还是之后？

我估计是结束前，也就是1941-45这时期，因为他若是活跃于后半部，那肯定是国民党接收体制的一分子，是当权派，那么就不至于来台后被边缘化乃至前程落空。因此，我的猜测是，这个“活跃于三十年代华北”的意思是，曾经留日的刘父，1945年前在华北的汪伪政权里执掌过某特务系统，血腥镇压过中共地下党人。而这样的“刘父”，毕竟也随着国民党来到了台湾。

刘父虽然来台后仕途不顺，但毕竟还是认同国民党的。而国民党政权包容了“刘父”这一成分，意味着国民党的现代史是扭曲的，有很多阴暗角落，没法正面清理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纠结关系；只要是在“反共”的前提下，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汉奸，都可以接受，所有的抗日志士，都可以屠杀。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脉络下，出现了战后的228事变与之后的白色恐怖。因此，刘小玲的父亲与詹奕宏的父亲，虽然在这个岛屿上未曾谋面素不相识，但是他们的生命传记却共处于同一个命运天空之下，都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下的“受害者”，但他们却不幸地被殖民、内战、冷战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所隔离，无法相认、相识、相互理解。

所以，早在1978年，陈映真就塑造了2001年陈映真的鸿篇《忠孝公园》里的马正涛与林标的约略平行人物，刘父与詹父。但是，在2001年，我们看到了陈映真的深刻绝望，他没有让马正涛与林标有任何和解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后代和解的机会──马无后，林的儿子是失联的游民。但在1978年，陈映真则让刘父与詹父的下一代，突破了“省籍”的藩篱，挑战了新旧殖民主义的压迫与宿命，从国民党的历史白色迷雾中逃出，从不同原因但同样虚无的人生中出走，怀着新生儿，走向南方，走向第三世界，在乡土的实践中找到精神的故乡，而或许──也终将走上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路途上。

7代结语

如果可以一言以蔽之，本文不外乎尝试说明我何以从喜欢到不喜欢到又喜欢上《夜行货车》──虽然如今的喜欢和初度的喜欢无论在内容或是原因上都大不同。我个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当然一点儿也不重要，但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除了以上的讨论之外，必然也关乎“文学评论”里的“评价”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篇好小说吗，好在哪？不好吗，不好在哪？

本文当然是在不嫌繁复地说明我现在又喜欢上它的理由。那么，在“不喜欢”的那个二度阅读里，我的“批判”还成立吗？当然还是成立的，因为在我“又喜欢”的第三度阅读里，喜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发现那些被“批判”的缺点在重读时消失了，而是因为我如今比较能够体会作者的艰难用心了，从而，那些“缺点”反而散发出别样的华彩了。

如果说，之前我认为小说的缺点是“美而不信”，那么我现在觉得它的优点恰恰是“不信而美”。从这一再变异的阅读体验里，我体会了一个于大家而言可能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批判易，理解难。的确，只就小说文本论小说，那么达成一个“正确的”批评还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把作者写作小说的那片外在天空与自家心境也纳进我们的“批评”活动的话，那就比较难了。批评可以只靠读那“作者已死”的文本，理解则要求理解者进入到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的发现或“创作”──假如非这么说不可的话。换句话说，理解《夜行货车》，对我而言，在文本之外，还得要说出一个关于陈映真写这篇小说的“故事”。

在同时与新殖民主义西化派、反共亲美本土派，与亲美反共中国文化派的三面作战的困难条件下，陈映真企图藉由文学的力量，对那广大的可能为右翼本土派透过身家叙事进行召唤的台独潜在支持者的青年们，进行用心良苦的“导引”。同时，陈映真也现身说法展演了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左翼乡土派旗手陈映真所理解的“乡土文学”。

因此，“战士”、“教育者”与“立法者”，是《夜行货车》的这位作者除了小说家之外的三重身分。文学介入的成败固可不论，但是陈映真文学的苦心孤诣不许转头成空。今日重读《夜行货车》，能不感慨系之吗？谨以此文献给去年底离开我们的陈映真先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赵刚老师授权保马推文。bet365苹果版已获保马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