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1940年生，38岁。与陈映真约略同代。农家子弟。是战后受国民党教育的第一代。他向往美国与美式生活是很清楚的，但在生活上与文化意识上是否残存了日本殖民的遗迹，就不是那么清楚──除了他喜欢去北投偷情享受日式酒馆情之外。事实上，JP对日本人表达了一种“爱恨交织”，例如会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因此，“JP”是否一定表达了“日本殖民遗留”，文本证据不是很充分。但这个问题似乎也不是很重要，因为“旧殖民”与“新殖民”，除了以武力为后盾的直接统治的存否差异外，在很多的操作原则上是惊人类似的。

陈映真曾以殖民主义作为一般，日本殖民台湾作为特定，指出在殖民体制下，“土著知识菁英有三条路”：一、“彻底同化而背弃同胞，憎恶自己的民族，对殖民者百般输诚谄笑”；二、反抗者──这不需多做解释；三、占大多数的“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密的角落暗藏抵抗。”(22)在这样的一种以旧殖民统治为背景设想的分类里，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新殖民情境下的JP，置放在第三种人之中。

小说透过外省女人刘小玲做为一面镜子（类似《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折射出林荣平的心灵面貌：渴望现代化的一切享受、纵欲、成就与地位，甚至不惜以牺牲尊严为代价。林荣平忍气吞声，是为了保护他已有的各种在洋主子首肯之下的既得利益。因此，刘小玲说“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胚子。”JP是一个没有脊椎的“柔软的人”，柔软到无法真正恼怒，也无法真正爱。

陈映真对于堕落的JP的自私、干枯、胆怯，看得深入细致，但即便如此，陈是同情他的，看到了他的伤痛。JP是不快乐的：“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青青的忧悒。”

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关于JP“堕落”历程的描述，但这个历程似乎可以在《上班族的一日》里的主人公黄静雄那儿识得些许眉目。黄静雄可以是林荣平前传，从有理想的或至少是朴质的南部乡下男子在跨国公司中步步为营地堕落，乃至无可自拔，赚得了新殖民地体制所置放的诱人位置，但却也失去了尊严与爱的能力。

在《上班族的一日》里，陈映真曾如此地描述主人公黄静雄：“在那个时候，他有过憧憬，有过一颗在地平线上不住地向着他闪烁的星星；也有过强烈的爱欲。而曾几何时，他成了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门的下贱的奴隶。”(23)这，又何尝不会是JP的传记内容呢？

这样一种付出一切代价以求得名利的人生，看起来华丽缤纷，但内在枯槁几近于死亡。于是这篇小说的第一节以“长尾雉的标本”作为这种人生的一个象征，也作为陈映真对于“新殖民地”体制所经营出来的华丽死亡的谴责，也作为日本旧殖民体制在当代台湾虽死仍存的寓言──它是一只“即使在日光灯下，还发出美艷、高贵的色泽”的“日本长尾雉的标本”。

4“省籍大和解”？

我们是可以只按照文本的表层读《夜行货车》，于是我们读到了以某个洋公司为背景曲折展开的一个爱情故事。的确，在所有陈映真小说创作里，这篇小说是有一个相当出众的特点：它是唯一一篇最后有一个“好结局”的“正常的”爱情故事。为何会有这一例外？本身就值得思索。

我认为，把小说读成一对男女的爱憎离合是无谓的，但如果把它以两个人群之间的爱憎离合关系的寓言来读，那就颇有意义了。事实上，贯穿陈映真的小说写作，可以频繁地看到作者对“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深切关怀，也经常以这两个群体的关系为载体，表达他对家国世界等大问题的思考。以外省人刘小玲与本省人詹奕宏为男女主人公的《夜行货车》也是其中之一。以我看，按时间排下来，至少还包括如下这些篇：

1 《猫牠们的祖母》（1961）

2 《那么衰老的眼泪》（1961）

3 《将军族》（1964）

4《一绿色之候鸟》（1964）

5《永恒的大地》（约为1966年作）

6《某一个日午》（约为1966年作）

7《第一件差事》（1967）

8《万商帝君》（1982）

9 《归乡》（1999）

10《夜雾》（2000）

11 《忠孝公园》（2001）

如果我们以这两种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解为一个尺度来检视这些篇小说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一篇里，除了《万商帝君》（1982）中有一种荒诞的“和解”──所谓“和解”，是在一个本省男性经理与一个外省男性经理，透过共同对跨国资本主义体制完全臣服而达成的──之外，其余的诸篇小说都以失败、荒诞、死亡告终。

这表达了陈映真的一贯看法：一种符合公理正义与人道的，从而是真正的，和解是困难的，因此更加要求我们严肃思考分裂与团结的真实条件，而非寻求廉价的和解姿态，或共同向吃人的体制下跪。

《将军族》的两个底层小人物，一个外省退伍老兵，一个苦命养女，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相逢，但最后却选择了一起自杀──“下一辈子吧！”。在其他篇的小说里，陈映真则大致是表达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种悲剧性的缺乏相互理解，即便是《夜雾》里前调查局干员李清皓与他的本省苦命老婆月桃，似乎也只是一种末路同行者罢了。

最经典地表达“相互不理解”的是陈映真小说创作的终篇《忠孝公园》──明明是两个有着类似日本殖民背景的老头，一个伪满州国特务，一个日本殖民时期的台籍军伕，住在同一个小镇，甚至寒暄过一两句，但永恒地各奔南北，永恒地各自被其历史与记忆悲剧缠绕，走不出来。(24)陈映真当然不是“悲剧作家”，他并不耽嗜悲情，他是在严肃思考这两个群体的命运的问题。

以我的理解，陈映真的看法是，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不理解，并不是简单的“族群因素”、“省籍因素”这样的修辞大帽所能轻易收整的，也不是感性地呼吁“大和解”就能解决的，更不是蓝绿两党之间的“和解”就能解决的，反之，也不完全是由它们所造成的。对他而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陌生”、“离异”、“紧张”、“冲突”，是无法只在台湾当代内部寻求解决的，无论是台独或是独台都无法解决。真正的大和解是要克服两岸的历史分断体制──从个人传记到家族历史到民族历史的一连串的分断，而这必需回溯到冷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到整个中国近代史。因此，陈映真从来不曾对这民族内部的离散两方有过任何的单向谴责或求责。

然而，《夜行货车》却是唯一的一篇例外。外省刘小玲与本省詹奕宏，经过各种误解的折磨，最终结合，离开城市，回到乡下，重新开始，展现希望。这个唯一的例外又是为什么呢？仅仅因为他们俩是相爱之人吗？

陈映真并非透过降低和解的困难度阀门，来操纵这个和解的达成。相反的，他非常忠实再现了“都会外省”与“南部本省”之间历史形成的经验与感受断层，以及因这个断层所产生的陌生，乃至敌意。

刘小玲的成长背景是台北市的外省菁英圈，与本省人或乡土社会有一定的疏离。她认同她的父亲，而刘父则是一失乡飘零之人，他的失志、枯槁，也应该对刘小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刘父而言，台湾不啻是一片沙漠，什么都没有，而他所有的都俱往矣。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刘小玲，对所生长的所在，也难以产生一种“故乡”的感觉。因此，她受挫时，就想去美国，虽然美国更非故乡，但对飘零者而言，并无差别。刘小玲因此可说是国共内战、两岸分断、冷战、流亡所造成的伤痛，在第二代身上的延续。但与这个伤痛共生的却也是刘小玲的“大器”，建立在一种都会菁英外省人经常不见得自觉的较西方化的“傲慢”上，与党政的人际关系上，甚至家庭的（例如刘父）的某些文化品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