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詹奕宏不是被右翼的“族群的本土”、“田园的故乡”，甚或“农村与农民的认同”所召唤，以他就是他的主体状态，回到故乡，而是要以一种重新改造的自我，回归那正在快速破碎并失根的南方故乡，且就在那儿战斗。因此，“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所象征的并非光明的本土的亲密召唤，而是一个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黑暗”的暗喻。

面对这个“黑暗”，陈映真是在召唤一种对于第三世界危机的一个有据点、有立场（即，故乡）的介入。陈映真显然对于现代人的“失去故乡”有很大的焦虑，因为他意识到故乡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前提──离乡的日本人在台湾的淫乱、离乡的JP在东京的冶游，或离乡的摩根索在台湾的恶戏。

话说回来，在这篇小说里，又有谁还有故乡呢？陈映真对詹奕宏的最深的鼓励是：你要找到你的故乡，但“故乡”不是田园，也不是南部，也不一定是祖坟之所在。故乡展现于当你对那要蒸发、消灭你的故乡的巨大非人力量进行抵抗之时。“故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place)，而是与这个地方结合起来的一种危机的时空意识与一种行动实践。

因此，陈映真曾特别认可锺肇政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必需有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33)而我想，陈映真的理解的逻辑应是“因为是实践的立脚点，所以是故乡”，而非“因为是故乡，所以才是立脚点”，二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独派的诠释恰恰受限于后者。

对陈映真而言，（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压迫在哪儿，反抗就在哪儿，而书写这样的反抗的就是“乡土文学”。因此，乡土文学没有本质主义的优先场景，不必然描写农村、农民或渔村、渔民，如果矛盾激烈地展现在都会的跨国公司的白领身上，那去书写这个矛盾的文学也恰恰是“乡土文学”。广义的、开阔的、战斗的乡土文学，以此之故，就是民族文学，就是第三世界文学。

因此，如何回归故乡，不是一个简单的民粹主义或本土主义的命题所能回答的。经常，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让人们离故乡更远，因为它们遮蔽了使人失乡的真正原因。如此说来，台独派恰恰是要让台湾人失乡的一种运动。

文学显然无法为干预的失败负责。要负责的是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没有相对应的政治集体与斗争，使詹奕宏这样走在十字路口上的具有高度政治倾向的青年，能够让他们的苦闷找到真正的历史与社会的根源，从而有不同的政治路径的选择。果如此，那就不是文学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支撑这样一种反美、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的反抗的论述与环境。而归根究底，这又和冷战与内战的双战结构，特别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左眼的消失”，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还是有疑惑的。在陈映真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陈映真为了要“导引”叶石涛的台独分离意识，而指出，台湾的“乡土文学”的个性，必需在第三世界文学中寻求，在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文学中找寻。在那儿，我们同时看到第三世界与中国这两个维度。那么，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是将詹奕宏导引到一种“第三世界”感觉，但似乎并不曾将他导引到一个“中国”感觉上──除了那朦胧得不能再朦胧但又重要到不得不作为篇尾标题的“景泰蓝的戒指”这样一个“中国”象征。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维度的稀薄朦胧呢？

6 “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同”

陈映真在不同时期，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境与“敌友”定义，透过文学申述一种左翼的、统派的中国想象，是个大题目，无法在此展开。但是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时期（1978-1982），特别是我们此刻所关注的《夜行货车》书写时刻，我们的确是看到陈映真在申述他的“左翼的、统派的中国想象”上，面临了一种言说困难。

当然，这样的言说，就历史的客观条件而言，一直是非常有限制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没有条件申论除了“中国文化道统”或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外的统派立场，更何况到了1970年代末期，在蒋经国时代下，又开始了一种虽不能言说但现实上展开的独台倾向。

但陈映真的文学书写，不一直都是在与禁忌搏斗吗？──我们难以忘记陈映真在1960年白色恐怖萧萧落木下书写的那位“乡村的教师”吴锦翔。因此，此刻我所说的“言说困难”，更重要的还是陈映真在主观状态上面临了精神危机。

1975年出狱后不久，他接连面临了对中国大陆文革的幻灭，以及那随即展开的同样令他困惑的“改革开放”。直面这样的冲击与困惑，陈映真以一个统左派的立场，在匆匆结束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后，进入了一系列探讨（在台湾的）中国革命及其历史意义的书写。然而，这个改变在之前的小说里不是毫无端倪可寻的。在1982年的《万商帝君》，陈映真就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透过一个洋人管理学教授Alpert的演讲，反映了他的深刻焦虑。兹重录这一段演讲的部分内容。Alpert 教授说：

这两天来，我亲身感受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与中共建交所感受到的悲忿。但是容许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使中共和苏联不破坏我们的‘世界购物中心’，不威胁我们的自由、富足生活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也拉到这个『世界购物中心』里头来。用‘资本主义的皮带’(“the belt of capitalism”)把它们紧紧地绑起来。

“先生们，尤其是台湾的同事们，容许我做个预言：你们将不久就见证这个事实：在你们看来野蛮的中共，从美国与它缔结外交关系之日起，不消多久，我们多国籍公司的万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将逐步把中共资本主义化。我们有这个把握！（掌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