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接近真实的状况是：某些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者，在戒严时期，以文论与文学为载体，与党国右翼文人就上述重要议题，所展开的高度政治敏感从而危机四伏的论战。这场论战以文论与文学为主要形式，逼文学家执戟出马，本身无言地说明了拥抱美式现代化理论的台湾社会科学界在冷战时期支撑既存现实、脱离社会矛盾的“去政治化”。因此，“乡土文学论战”是一场因50年代白色恐怖镇压余波绵延而长期推迟的以冷战意识型态为核心对象的论战。

陈映真后来在1998年的一篇以黄春明在1970年代的小说为对象的讨论中，指出了从1970年代初由保钓运动所开启的左翼文艺与社会思潮，经之后的现代诗论战，到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高峰的台湾1970年代斗争的意义，是在于提出了“美国帝国主义论”以及“台湾殖民经济”的说法，并引发了台湾的经济与社会性质到底是不是与“殖民地”相类的争论。陈映真认为，这基本上是白色恐怖以来台湾头一次的，虽因政治与知识条件不足而难免仅是雏形的一场有关“台湾社会型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10)

论者或许会质疑，而且是合理的，用一篇1998年的回顾性文字，重新掌握《夜行货车》的时代脉络，在方法上的不适当。那我们就以陈映真在乡土文学论战之际，所发表的几篇直接涉及到“乡土文学”的文章，作为讨论依据好了；按照先后，这几篇分别发表于1977年6月所发表的《“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年7月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10月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以及1978年8月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个合理的设想是，这几篇时间上相邻的议论或论战文字，和1978年3月的《夜行货车》，应有相当稠密的互文关系。

阅读并整理这几篇论文或杂文，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一再出现的论点。

首先，战后台湾的发展是属于严重倾斜于美日技术与资本的依附型经济。而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依附也必然带来程度不等的政治、文化、知识，与精神上的依附。

其次，进入1970年代后，台湾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政治上对美依附的稳定感崩坏了，社会经济现实也急遽变化，城乡关系、阶级关系，与环境生态等都乍现危机，同时，钓鱼台事件也让一种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形成。凡此，都是乡土文学得以出现的重要背景。

其三，由于反帝与反殖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一种对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反抗史的重新评价也得以展开。最后，对陈映真而言，所谓“乡土文学”就是“民族文学”，而这个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不是国粹主义的、文化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或地方分离主义的，而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帝的民族主义”。

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最让陈映真感到一种棘心焦虑的，我认为，不是来自正面战场──那来自党国派与西化派（现代主义派）分进合击的打击，例如彭歌要大众警戒“赤色思想渗透”的《不谈人性，何来文学？》等评论，以及余光中告发乡土文学作家提倡“工农兵文学”的著名猎巫文章《狼来了！》。对这类因底气虚弱而必须麻辣抹红、抹黑的文字，陈映真的回应严正犀利、大开大阖，逐条回应其攻击，直斥彼等为“几个粗暴、无知的打手”，并要他们的诬陷与攻讦“应该立刻停止”。

但我也注意到，陈映真在他的回应里也明确地表白，面对这些无情且无知的打击污蔑，被攻击的乡土文学作者是“永远不会”“不当地产生分裂主义的情绪。” (11)“分裂主义的情绪”这几个字值得注意；它既是作者的明志，也表达了他对那在1970年代中期的虽低调而沛然的分离主义势头的忧心。

1975年的《台湾政论》的发刊，在不得不委婉其词的限制下，已无疑形成了分离主义的某种政治论述。1977年8月，就在乡土文学论战方酣之时，台湾长老教会发表了《人权宣言》，呼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就是1970年代台独运动史上（虽然在宣言中一再谨慎宣称教会与“台独完全无关”）著名的“长老会事件”。

陈映真对此事件非常关注，并于翌年六月发表了《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一文，一方面明确指出美国在台湾的宗教政治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但也同时对教会仍可能有反省力抱持期待，并反对政权“以任何敏感性的指控”，加诸于宣言发表方。(12)心中明亮自有一把尺的陈映真，对于同样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镇压的有独派倾向的人士，总是怀抱着一股善意，不辞谆谆之劳，不放弃任何可加以导引的机会──至少，在1970年代末还是如此的。

同样地，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最让陈映真小心翼翼拿捏分寸的是当他面对当时的“内部的他者”，也就是那些低调闪烁着分离主义倾向但却与陈映真共同在党国压迫之下的文人与知识分子。

我认为，陈映真回应叶石涛在1977年5月发表在《夏潮杂志》的《台湾乡土文学导论》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就表达了这样的小心翼翼──在提出质疑与警示时，不忘表达高度谨慎的肯定与期待，并在善意的基调上建立起陈映真毫不妥协的“乡土文学”立场。(13)我认为这篇回应是陈映真，作为一名鲁迅意义的战士，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最具战略视角的一次介入，他事实上是把当时作壁上观的“本土派”视为最麻烦的潜在敌人，因为他们正与新兴分离主义政治运动各有所司地共同调动一种意识型态与感情结构；用陈芳明的话：“各自为战，也是相互为用”。(14)

陈映真把这篇回应，发表在当时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主要文学杂志《台湾文艺》上。非常恰巧，这与他为《夜行货车》所选择的发表场地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个“巧合”客观说明了他是在进行一种介入性书写，企图在不直接打击“台湾意识”、或“台湾立场”这些新兴能指的战术下，将它们“导引”到一种左翼的、恢弘的“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学”视野中。

在几乎可形容是“温婉曲致”的与叶石涛（们）的对话中，陈映真指出，以“农村和农民”为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关注焦点为由，说台湾彼时的文学是“乡土文学”，从而以此为基础，提出“台湾意识”或“台湾立场”的说法，可能还是有两个盲点的：

其一，这个“特殊性”，当遭遇到我们之前一直视而不见的“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时，就无法显现出它是多有“个性”的了──它必然从属于这“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大个性之中；

其二，那么，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是不是就只是“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呢，从而失去了它在这个大范畴内的个性了呢？不是的，因为它一直是以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而存在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15)

陈映真指出了叶石涛的两个盲点：第三世界与中国。多年后，陈映真在2005年发表于《读书》（北京）的《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就指出当初他在回应叶石涛的《“乡土文学”的盲点》时，就起意在“第三世界”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16)

陈映真注意到，在叶石涛所谓的“台湾乡土文学”的反帝与反封建的亮堂概念（或修辞？）的表面之下，所隐藏的“盲点”──即一种以“台湾”为一孤立自足的立论空间，自外于“第三世界”与“中国民族的立场”。

陈映真指出，如果少了这样的一种“第三世界”与“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那么无论是“反帝”或是“反封建”都可以被抽象化，进而被收编到同样抽象化了的“台湾”（或以此而言，“台湾人”）这个意识型态范畴上，而为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