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何其不幸，如谶纬般地预示了历史之后的主导走向，不但是西化自由派与党国文化派（中华民国派），乃至今日的“反全球化的太阳花左派”，都证明了他们不过是历史的次要角色，都可以不甚困难地为本土派所整编吸纳。而这正也是林载爵所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从乡土到本土”的整个趋势：抽象谈民主但同时取消阶级视野、抽象反封建但实质反中、抽象谈独立但无条件认同乃至依附美日帝国主义霸权、抽象反殖民但肯定日本殖民。(17)

正因为想要更贴近1970年代末的作者状态，我在最近对《夜行货车》重读中，强烈感受到了作者的高度焦虑与介入企图，从而发现我之前对这篇小说的理解是不足的。陈映真是以文学写作为现身说法，定义他的乡土文学观──乡土文学是反殖、反帝的第三世界文学，而且恰恰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了民族的分裂，因此民族的团结本身也是反帝与反殖的必要条件，从而它必然也是民族的文学。

在1970年代末的台湾语境中，作为一个思想者、文学家与战士的陈映真，要重建这样的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的文学，就必得直面具体的时代危机。《夜行货车》是三大危机感的体现：

首先，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正把台湾整编到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与精神全面依附的新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霸权秩序强势到让一般民众感受不到这是问题，而以被吸纳进这个“大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为荣耀，而对进不去的人们则表现出残酷的鄙视。这是从《夜行货车》到《万商帝君》重复出现的主旋律。这一个让陈映真焦灼万分的主题，无论是在党国文化派、现代主义派或是台独本土派的文学书写中都不曾有类似的展现。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JP（林荣平）” 这个角色，批判了岛屿上的新殖民情境。

其次，他焦灼于不知如何面对那伴随着“民主化”过程而日益扩大裂痕的“省籍关系”。他焦灼于那滔滔兴起中的台独论述，以及这个论述对具有某种身家与记忆背景的本省青年的强势召唤。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James (詹奕宏)” 这个角色，介入了台独分离主义。

再其次，来自彼岸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残酷的、暴力的面貌也在此时变得日渐清晰──他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他向来相许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他焦虑于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重新论述中国。我认为，这也是整个“华盛顿大楼系列”对“中国”貌似失语的由来。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刘小玲”这个角色，以及由她所带出的“刘父”，表达了即便在这样的一种困惑状态中，也一定不能接受的一种“中国观”。

以下，是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

3  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

《夜行货车》并不只是所谓的对“跨国公司”的批判而已，它更是说了台湾作为美国的一个“新殖民地”的故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不太明显的差异其实很重要，因为唯有这样读，我们才不会安于一种局外心与旁观眼──“那是1970年代一个跨国公司里的故事！”，而能体会到“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我！”──陈映真所说的是一个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构成我们生存状况的客观基础的“社会构造的性质”的故事。

陈映真曾用大白话指出1970年代的思想运动的价值就在于前所未有地冒出了这样一种论断：“美日两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施加（新）殖民地支配，而台湾社会经济的性格，是殖民地经济”(18)。

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透过了“小汽车”这样一个工业化/文明化的标准配备，来暗喻了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一般性。洋经理摩根索配的是象征着帝国与资本两位一体的进口“黯红色的林肯车”──毫不张牙舞爪但气度非凡地奔驰于台湾的空间上。而本地人经理林荣平配的则是台湾拼装的“福特跑天下”。

陈映真在小说刚开始，就描述了这个在公司被称为JP的林荣平夹杂着自己的情妇被洋经理欺负但又无可奈何的“悲戚”，夹杂着开着公司新配给他的“跑天下”的得意，边开车边芜杂地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福特是美资美国技术，裕隆则是挂着民族工业招牌名为国产车，事实上却是“日产”（Nissan）“技术合作”的长期对象。

陈映真透过了汽车这个物件，在小说一开始，就点出了“新殖民地”的物质基础，是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其辅翼的对台湾边陲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力外在控制；“福特与裕隆”象征了美为主日为从一起透过资本、技术、设备、组织技术、营销手段，以及商品品牌，“独霸了“现代性”的意义和表征”，从而让民众在日常之网中形成亲美亲日的文化心理。(19)

既是“新殖民地”，那就表示华洋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主奴关系”。不论“华盛顿大楼”看上去多么的文明亮丽，它必然是架构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对照之上，对被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灵扭曲与伤痛。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所铺陈的“新殖民地”状况里的“不平等”，并不只是一种普世论的阶级关系可以完全说明的，因为这种“阶级关系”要同时透过“种族”、“文明”、“宗教”、“强势语言”……等因素的中介进行再生产。

于是我记得我以前把“不平等”限定在，尽管是“最终而言”，阶级间的不平等，实在是有些过于化约了。多年前，我参加陈映真他们办的一个研讨会，在发言里曾说，“华盛顿大楼”的压迫和“台塑大楼”的压迫是一样的──如今看来，那显然是一个缺乏第三世界视野的“洋左”姿态。(20)“华盛顿大楼系列”是陈映真这样的一个“土左”，以一种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当代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批判，而“跨国公司”不过是这样的体制一种载体而已。

陈映真对于跨国公司（其实是当代台湾社会）里的文明主体性或是文化自信心的丧失的描述是精准的。“主人”，也就是洋经理，他的优越性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是“上司”（雇用升迁奖惩之权），或他的薪水高，或他的座车是林肯……等等，而更是建立在瀰漫于日常时空中，一种属于文化心理的、甚或无意识的“优劣”对照。

这首先是优势者的语言，而这里当然是英语。摩根索先生的权威当然也建立在他是英语的“自然的”主人与最高认证者，而其他华人职员则是借用者，以及不同层级的被认证者。英语的娴熟层级恰恰与跨国公司（或台湾社会）内的层级是相同的。从摩根索以下，有使用流利的“经理”（JP，James，以及其他较高阶的管理者），不太流利的职员（带着艳羡的小职员如Alice ），以及根本不会用的仆役（如门房老张）；“老张”连一个英文名字都不必取（或被命名），他是文明世界的化外之人，连“奴”都够不上。

在这个由英语做为优势媒介的空间里，语言的主人以及语言的借用者之间的各种区隔是明显的。在这个空间里，真正放得开、自由自在的人似乎也只有摩根索，而其他人都在一种压抑状态下。摩根索“在紧张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和女职员做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然后用他的大手拍拍挨骂的中国经理的肩膀：OK，Frank，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影响了你中午的食欲”，然后──“哗哗大笑”。他还称三十八岁的经理林荣平为“old boy”──因为后者在他眼里永远可以是一个未成年人。凡此，都让我们轻易联想到第三世界文学里经常出现的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风景；联想到美国白人小伙子叫黑人老爷子为“old boy”。

摩根索是这个空间中的兽王，展现出一种掠食动物的威风与华彩，而其他男性都是在这个兽王之下担心被惩罚的小兽，而女性则成为他（想象中）的性对象。而的确，在情人受辱，敢怒而不敢言的JP的感受中，摩根索先生直视他的眼睛让他想起了美洲豹的眼睛来。

因此，陈映真指出了一个吊诡：在跨国公司这么一个一般人认为最文明、最合理的一种空间，其实是一个最野蛮的所在。在文明与财富的炫丽外表下，有着让人棘心的扭曲与伤痛。于是我们看到，当刘小玲哭着告诉他的上司也是情人林荣平她的受辱时，林荣平的反应是从因痛感“雄性”遭受“威胁和羞辱”的愤怒，到关于前程的思前虑后的“理性”，到怒气的迅速流失，以及消失后难以免除的羞耻与愤懑。

在一种“新殖民地”的不张扬的主奴状态下，殖民者男性对被殖民者男性展现去势的胁迫，对女性则肆其猎奇狎淫，而奴的反抗经常容易遭致随后更大的屈辱。这是因为在主奴架构下，主反而才更是人格失败者，不平等使他欠缺了反思能力。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摩根索为何会藉着几分酒劲，对着刘小玲喷出那句恶劣的脏话；这正是他对刘小玲淫狎失败后的语言暴力。

饶富趣味的是，陈映真在这样一种“新帝国/新殖民/阶级/性支配”的体制中，发现了在华洋关系里也还是有可能并非嫁接于权力关系之上的“真爱”存在，那是发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另一篇《上班族的一日》里一对为了爱情抛弃一切远走高飞的同志伴侣身上。

我认为这也许是陈映真的一个无意的对照，可能是有理论意涵的；他似乎是在思索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异性情欲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陈映真也注意到，在1970年代，有二战经历的日本男性观光客鱼贯前来台湾这个前殖民地买春的现象。陈映真评论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里的“千人斩”情节，指出黄春明“形象地、批判地描写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区的复权”。(21)恰恰在《夜行货车》里，我们也看到了北投的日本风酒宿店“小热海”的1970─80年代的常见场景：“两个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日本人，被两个妓女半拥半搀着下了车。”

在这个“新殖民地”场景里，陈映真着墨最力的是代表“新殖民地”菁英知识分子的林荣平。在小说里，林以拼音字首JP行。这让读者不免有点狐疑，对于命名常常饶富兴致的陈映真，是否曾意识到JP既是汉名的缩写，又是某种“英文名字”，又是Japan的缩写？如果是的话，那么陈映真是否欲透过命名来表现林荣平身上的美日新旧殖民因素，以及仍然残存的汉文化根底？而如果是的话，我相信陈映真并不是像今天的流行评价模式一般，把这个状况视为“台湾人的多元性”而加以颂赞，而是深深地看到了在新旧殖民交叉影响下看似健康光鲜的主体的内在扭曲、无能与闇弱，他们的“外表”与“内在”的剧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