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 本文曾发表于《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办，2017年3月17-20日。

（1）《台湾文艺》是由《亚细亚的孤儿》与《台湾连翘》等著名小说的作者吴浊流于1964年创办，之后长期成为日据时期老作家与战后新生代本省籍作家的一个发表园地。根据陈芳明的说法，集结在这个刊物的作家，大致有两个共同旨趣：其一，把当下与殖民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文学史）重新联系上，进行历史记忆的重建工作；其二，反映台湾社会的现实。因此，这个文学聚集与那聚集在台北都会区的、外省人占比极高的、“孜孜于开发潜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两者之间有一个“默默的”对垒意识。陈芳明因此说，早在19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开始之前，《台湾文艺》已是作为一个先导而存在了。见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下）》，台北：联经，2011，480-485页。

（2）陈映真《夜行货车》，台北：远景，1979，236页。考虑到文章篇幅，之后本文在引用《夜行货车》时不再注明出处。

（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鲁迅全集?第一集?坟》158-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在2010年左右的这一阅读时期里，我对《夜行货车》的批评，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2011，208-213页。

（5）前揭书，26-7页。

（6）这是改写自陈映真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7）1978年3月陈映真同时发表了两篇小说：《夜行货车》与发表于《雄狮美术》上的《贺大哥》。这两篇小说的阅读感觉差距非常大，让读者难以觉得它们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夜行货车》是铺陈在1970年代末台湾社会的现实场景上，面对尖锐的现实的当然也是历史的问题的写作，并开启了一系列谓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但《贺大哥》则以越战与越战的创伤为背景，书写一个参与到战争罪恶中的无政府主义美国青年“贺大哥”的类似圣徒的自我疗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人（大学女生小曹）的启示感召。我自己的阅读是把这篇小说视为作者本人透过创作出一个曾因受伤而倒下但却努力重新站起来的“贺大哥”，对刚从七年牢狱中释放出来的自己所做的反思与期许，以及所做的自我疗愈。从一个视角看，《贺大哥》的深刻的关于主体生命意义的类宗教性的思想探索，使它不必非得透过1970年代下的台湾背景（例如快速的跨国资本化或乡土文学论战）才能深入掌握。但从另一个视角看，《贺大哥》所昭示的是一个对台湾而言的重大事件：越战于1975年结束了，贺大哥是一个努力寻找方向的后越战人物。越战结束，美国败出，象征了从1960年代末反战运动以来，冷战体制的松动达到了另一高峰。在某个意义上，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都反映了这一冷战结构松动的大结构变化。

（8） “血滴子”是论战当时，对于高悬未落的白色恐怖气氛的相当传神的通俗用语；据说它是清朝特务杀人密器，取人首级于不测，而众人亦不测何人首级将落，于是人人自危。1974年香港邵氏电影出品的热门同名电影，使这个名词成为台湾的通俗语词。

（9）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０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告别革命文学》，2003年， 164页。

（10）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为中心》116-146页，收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台北：人间， 2008。本文原作于1998年11月。关于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的较全面与深入的考察，见邱士杰，《试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6期，48-67页。

（11）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25-32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中华杂志》1977年10月，第171期。

（12） 陈映真，《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55-73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夏潮》1978年6月，四卷六期。

（13）由于这篇回应文字是如此的客气、谨慎、迂回，避免定论，因此也难免导致以后的评论者关于陈映真写作意图与论点的针锋相对。曾健民与陈芳明对这个陈/叶对话就有大相迳庭的解读。见曾健民《反乡土派的嫡传──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岐路”一文》，244-251页，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1998。

（14）陈芳明，前揭书，523页。

（15）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1-7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2期。

（16）陈映真，《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529-536页，收于薛毅编《陈映真文选》，2009,，北京：三联。但陈映真此处的记忆有两处疏漏：一，他的《“乡土文学”的盲点》并非在1976年，他“出狱的隔年”发表的，而是1977年；二、陈映真第一次提出“第三世界”这个词并不是如他所记忆，是在这篇文章中。但陈先生如此记忆，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确是以颇词费的“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来表达“第三世界文学”──他甚至有些刻意地把亚非拉的习惯次序改为亚拉非。但陈映真还是在一年多后，也就是1978年8月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中，直接用了“第三世界”一词，见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9-54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仙人掌杂志》1978年8月，2卷6号。

（17） 林载爵，《本土之前的乡土》，77-89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1998年冬季号，台北：人间。

（18）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18页。

（19）前引文， 第121-122页。

（20）在陈映真少有的关于自己作品的诠释里，他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和“云”，主要地只写出在现代企业经构下，受薪的企业人的形成以及与这形成过程相应的人的异化过程。因此，这三篇小说中企业体的老板，即使换成中国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这三个故事的背景是不是跨国企业，其实和小说的题旨可说是并无关连的。』（见，《“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西川满与台湾文学：陈映真作品集12》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72页。对陈映真的这一自我诠释，我并不同意。

（21）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25页。

（22）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26页。

（23）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小说集3：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范， 2001.，221页。

（24）关于陈映真对“大和解”的思索路程的较深入探讨，请参考马雪、罗岗《“大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论作为“思想剧”的《忠孝公园》》，收于《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1-405页，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2017年3月17-20日。

（25）这恰恰是郑鸿生的《大范男孩》所要面对的日据时期以来到战后的父子两代家族史所构筑的台湾史的一个侧面所要表达的，而也企图透过对自我的认识“导引”出一个能走出悲情怨恨的文化氛围。见，郑鸿生，《大范男孩》，台北：印刻，2012。

（26）陈芳明，前揭书，392页。

（27）证据是间接的。我阅读《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时，发现陈映真对“奋锐党”的批评几乎完全可以是作为之后对台独民粹主义的批评，见赵刚，《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访台湾1960年代》，台北：人间，2013。另外，我也注意到，陈映真在1968年被捕之前，就写过一篇并不拟打算立即发表的小说《永恒的大地》，既批判了国民党，也批判了台独作为一种出路的诱惑。这是一篇相当费解的怪诞小说。我将之作为一种以两性关系为譬喻的“政治寓言”，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2011，84-97页。这两篇都是高度寓言性的写作，因此并不妨碍我论断《夜行货车》是陈映真首次直接介入台独分离主义的小说。

（28）廖玉蕙，《让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严──访陈映真先生谈小说创作》，收于陈映真等着《人间风景 陈映真》，台北：文训杂志社/财团法人趋势文教基金会，2009，191页。

（29）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还看到学生运动中有所谓的“民学联”的反帝反美的“左翼青年”的身影。东海大学那时还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社团，刻意以陈映真的“人间杂志”的“人间”为社团名称。但之后，这个社团的一些主要骨干，也大都进到绿色阵营了。

（30）陈映真《万商帝君》，《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2001台北：洪范，143页。

（31）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地批判意识》，138页。

（32）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3页

（33）同前引文，2-3页。

（34）陈映真，《万商帝君》，《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2001台北：洪范，249-250页。

（35）陈映真，《序》，《夜行货车》，台北：远景。1979。

（36）赵刚，《台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6年3月，第102期。

（37）为了要让人们理解外省人群体流亡失根的虚无感与恐惧感，陈映真写过包括《猫牠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一绿色之候鸟》、《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纍纍》……等多篇小说，其中《第一件差事》尤以此为单一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