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詹奕宏敏感地质问：如她这般的外省人到底是如何认识本省人的呢？透过俚俗愚痴的连续剧吗？这里透露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不少见的南台湾男性青年在面对都会外省女性时所产生的防卫性自卑感。“刘小玲”现实上对“詹奕宏”构成了某种挑衅，让后者因潜藏的自卑感与敌意交织而萌生征服欲望。这样的关系再加上嫉妒之火，于是又勾引出他的暴力倾向。

来看看詹奕宏的身家背景吧！他是1950年左右生长在南台湾小乡镇的本省青年。詹父是日据时期的中产者，受过日本教育，詹父是广义的“228受害者”，嗣后又因1948年的“金融波动”而生意倒闭，从此即在失败与苦闷中活着，自认“失败者”。小说里，他妈妈“像机器──蹩脚的、生产力很低的机器，一般地工作：帮佣、洗衣服、带小孩……”，而他爸爸则像个窝囊废一样“整天抱怨、整天诅咒……”。詹奕宏的“大男人主义”是家传的，而他的挫折感、愤懑、任性，也都是其来有自的。(25)

詹父厌恨国民党，迁怒外省人，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要他们将来也朝美国发展，离开此岛。在这样的期待下，詹奕宏到了或可说是“搬到台湾的美国”──跨国公司上班，以不负父望。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尽管詹奕宏并不曾把怨气丢向整个外省群体──他对公司看门的外省老张是友好的，但他难免对家世背景优渥或是与统治集团关系接近的外省人，有某种“情结”。

但在铺陈了这个由中国近现代史所造成的“省籍”鸿沟之后，陈映真透过对一个辱华情节，让主人公“霍然而起”，从而拉出了一段戏剧性、浪漫性的“和解”。

细读《夜行货车》，我发现，陈映真并不曾那么过度浪漫。“霍然而起”固然不是经过长期反思后的“觉醒”，但也难说是仅仅由于“民族尊严”。小说家，透过很多细节，很真实地告诉我们：詹奕宏其实是在一种长期压抑下，在这个偶然的临界上找到了爆破点；“霍然而起”其实并不是那么“霍然”的。事实应该是更贴近我下面这一段的整理：

在欢送晚宴里，詹奕宏拒绝了JP虽然客气但无疑是以一种上司的垂顾，对他所提出的由公司出钱去美国念管理学学位的诱惑。这个因对方是上司兼“情敌”的复杂感觉而生的拒绝，使得詹奕宏在那当下必需对JP维持某种道德或自尊的高姿态。是在这样的一种至少是詹奕宏如此感受的一场微妙的关于尊严的斗争时刻，詹奕宏突然低声自言自语：“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而恰恰这个低声自语又被在旁的JP所听闻，而让JP“讶异地望着他”。这，使得詹奕宏不得不站起来，因为他以及JP都听到了自己的“怯弱的声音”。因为被自己的怯弱刺伤了，因为要保护自己在JP面前的尊严，下不了台的他，于是只有“霍然地站了起来”。

除了这点小心思之外，詹奕宏会站起来，也与另一种小心情有关。试想如果他与刘小玲并没有痛苦地分手，而这又是另一个名目的夜宴，詹会霍然而起吗？他会那么在意“先生们的舌头”吗？这多少应该是他在心之所系的“前情人”之前的某种属于青少年的悲怆的“英雄气概”的勃发吧！此外，也许犬儒些，詹奕宏才28岁，年轻，在这个“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他还没有太多的“投资”。他离开的代价较低，而中年的JP则更被这些年的打拼所捆缚。身家累赘相对较轻，至少也是“霍然而起”的物质条件吧！

陈映真对这个能陷溺人的华美泥潭的警惕，的确曾深刻地表现在同年的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那挣扎了半天就是无法霍然而起、而离的主人公黄静雄，不就是个例子吗！当然，细较起来，让詹奕宏能站起来的，也许还包括了某种残存在中国文化深层里对洋人的“藐之”。故事里，詹奕宏对JP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

不论如何，他到底是霍然而起了，而刘小玲也放弃了去美国，随了詹回到南台湾乡下。共同放弃了对美国的认同，回归乡土。

对于这个“南方故乡”的追寻，我在“不喜欢”的阅读阶段中，产生了很多的狐疑，其中有一两点在文章开头也说过了，包括：一、 鲁迅的经典提问：“娜拉走后怎样”；二、 詹奕宏的“大男人主义”与家暴会因“南方”而终止吗？三、他要如何顶得住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呢？如何与他的父亲“和解”呢？……凡此，我们都不知道。在愤青状态与那“霍然而起”之间，似乎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环节：主体的细致改变过程。而即便是现在又“喜欢”上这篇小说，这个批评点仍然是成立的。

但我不想只是停格在“娜拉”这样的批判──那又如何呢？而是企图别起炉灶重新发问：陈映真塑造了“詹奕宏”这个形象，究竟意欲何为呢？我的朋友吕正惠教授以他在文学圈的听闻感受，曾在2009年的一场陈映真的会议上公开说过，“很多独派的朋友喜欢陈映真的《夜行货车》”。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毕竟本省愤青詹奕宏是把一个外省婆子给带回南部故乡本土了──这还不让人提气吗？

为了想多方考证吕教授的这个“证言”，我找到陈芳明教授上下两卷的《台湾新文学史》，想看看陈芳明是如何评价《夜行货车》的，但让我失望的是，上下两卷翻来覆去也没找到一处论及《夜行货车》的。岂止如此，让我惊愕的是，不只这篇小说，整个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该史家也是完全置若罔存；他对陈映真创作历程的讨论是从早期小说，跳过“华盛顿大楼”峡谷，直落《山路》与《忠孝公园》。在论及反帝的乡土文学时，他也只讨论黄春明与王祯和，而完全不提陈映真的从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到1982的《万商帝君》之间的多篇作品。

能这样写文学史吗？我当然不知道何以陈芳明教授会有如此的史胆，但纯粹为了好奇，我细读了他对陈映真“早期小说”的评述。于是我意外发现了何以独派的文学评论者，尤其是男性，对陈映真有那么深的嗔恨怨诽，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本省人，而且是本省男性，陈映真的小说怎么总是往中国/外省/男性那儿倾斜呢！陈芳明如此总结陈映真的“早期小说”：

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一般论者都认为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过，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他，对于政治议题的关切较诸任何作家来得急切。他的小说对本省外省、中国台湾、男性女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有深入的牵涉。双轨思考的进行，构成他小说中的重要特色。然而，这种双元式（binary）的对立，最后总有一方的分量变得较为重要。中国人、外省人、男性的形象，往往不经意之间在他小说里突然膨胀起来。自负与自卑的情结，充塞于小说人物身上。（26）

“社会主义”是如此影响人的么？“辩证关系”是如此“辩证”的么？但是，在这样一种“陈式书写”中，相对清晰的是，原来他是如此理解陈映真小说的，他把“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陈映真的（早期）小说，都理解为“中国/外省/男性”对“台湾/本省/女性”的压迫了；把中国/外省阳性化，把本省台湾阴性化，同时又把男性与女性都国族暗喻化。

我认为这始终是台独叙事里的一种“元”构造，而且是所谓的“省籍大和解”所最难破解的一种意识型态与感觉构造，值得以后深入讨论。此处我想说的只是：陈映真虽然不曾在他早期小说里有过如陈芳明所指控的这种“一方会膨胀起来的”双元式，但陈映真的确在《夜行货车》里展现出一种完全相反于陈芳明所预测的“膨胀”；“膨胀”被颠倒了──是“台湾本省男性”相对于“中国外省女性”膨胀了！

也许是这样的一种无法被陈芳明的“binary”公式所纳入的《夜行货车》，使得他，虽然也许私心良喜，但却陷于评论失语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想而已，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我还是把注意力导向陈映真关于詹奕宏的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