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用心良苦的“导引性”书写

现在，我相信“詹奕宏”这一典型，是1970年代末，陈映真在台独浪潮大起之前用心良苦地为潜在的台独青年所量身打造的“导引性写作”；陈映真以一种“内部人”才有的几乎是身体发肤的敏其感同其情，创造了一个与独派愤青们重叠着“二二八”历史记忆、父亲的挫折、省籍的情结、父子关系的紧张……等等的“詹奕宏”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像詹奕宏这样的一种中产阶级背景，其父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波及者，并从而对国民党与外省人怨恨满满，且出生于1950年代的台籍青年，正好是台独运动*所召唤的典型目标人群，比较容易被召唤到1970年代中期后稳定成长的本土化运动里，即使不投入到政治领域，也容易成为这个运动的潜在支持者或同情者──例如陈映真四年多之后的小说《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当他创造出这个角色时，我们感受到他不再谆谆善诱了。

回顾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史，我们看到了《万商帝君》是陈映真头一次以小说的形式直面迎击了台独运动，但不是第一篇直接（而非以寓言的方式）介入台独运动。第一篇是《夜行货车》。必须指出，陈映真在《夜行货车》里所展现的书写位置、书写感情，乃至书写策略，与他在同一时期苦心婉言劝喻叶石涛或是长老教会，是非常近似的。

对这样一个之后风起云涌的政治大潮，陈映真在1977-78年间写作这篇小说时，是否已经侦测到它的先兆？我相信是的，因为台湾社会在1970年代所展现的包括《台湾政论》与《长老教会宣言》等外在变化确实明显。但我认为陈映真的警觉更早，可能最早在1960年代初。

(27)根据陈映真自述，他在1977年与叶石涛“对话”时，就察觉到叶石涛的思维受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影响甚明显，而能这样察觉，是因为陈映真自己早在1960年代，就读过这本书，而且“因为很好奇，读得很细腻，所以，一闻就闻出来他的source在什么地方，因此我就提出所谓的台湾人意识与第三世界文学问题。”(28)

以陈映真的敏锐，他是在预见此一汹涌大潮即将来袭之前，写下这篇小说，并营造了“詹奕宏”这样的一个人物典型，企图“打预防针”，引导青年感觉，导引它走向一个超越狭隘本土意识，具有某种左翼第三世界观与素朴人道主义的政治方向。事后观之，这个计划显然失败，因为人们诠释作品的力量远远超过作者的意图力。

《夜行货车》是被本土派、独派人士喜闻乐见了，但却不是以陈映真所寄望的方式。本土派人士喜闻乐见《夜行货车》，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把“乡土”换为“本土”，把“南方”改为“南部”，把反美/反帝改换成反国民党，并为本省男青年成功地“收编了”外省女性而暗爽。对他们而言，这是陈映真小说家族中最接近独派感觉结构的一篇，因此难以不私下按赞。

在乡土文学的左右翼统独派还没扯破脸的1979年，也就是小说发表翌年，《夜行货车》与宋泽莱的《打牛楠村》共同获得了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小说创作奖”。这应该是陈映真所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而且竟是由本土派的刊物所颁发的，但之后，进入到1980年代，陈映真在本土派的心目中的位置迅速下沉；一步步转向沉默、敌视，或偶而爆发的攻击。进入到1990年代，陈映真的文学遭到了“台湾文学”几乎是除名式的冷对。

对于独派文人教授而言，“吴浊流文学奖”曾颁给陈映真，那真是一个一点也不美丽的错误，而陈宋并举的奖，也几乎不再可能存在于台湾。时序进到1990年代，到了2000年代，到了2014年的太阳花，陈映真所经营的反美反帝并有第三世界视野的“詹奕宏”形象，在亲美、亲日、反国民党、反中的主流大潮中，几已完全消逝。(29)

然则，若不以成败论英雄，陈映真经营“詹奕宏”的用心是良苦的。

首先，“策动不肖”。詹奕宏在他父亲对他的期盼压力下努力学习，唸完大学又唸硕士，朝着父亲所期盼的“成功”的那条道上蒙着头走。他内心并不顺从，没有充实平和，他分明知道他是被他父亲的失败所奴役，但却又找不到语言来抗拒这种“肖父”压力──这是他之所以成为“愤青”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温情的奴役下，他觉得他失去了自己：“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因此，在詹奕宏的胸臆中，还是有一股不平静（或也可能是理想），不知何去何从地乱窜着。陈映真显然鼓励他做一个不同的人，至少“莫肖尔父”。

其次，“认同人民”。陈映真的“詹奕宏”，对于外省权贵或许还是带着承自其父的某种怨恨情结，但他的可贵在于他有一种素朴的人道主义，让他能够区分出压迫者与被害者，不会盲目地陷入一种“族群民族主义”的感情黑洞中。

小说里，詹同情且愿意与“老张”，一个后来被公司因细故开革的外省“老芋仔”，做朋友、一起喝酒，关心对方。不只是对外省老兵如此，对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世间苦难，陈映真也给了詹奕宏一双敏锐的同情之眼。就说那晚大酒店里满是上流社会衣香鬓影的夜宴场景吧，浑身不自在的詹，就在侍者向他低身询问牛排要几分熟时，“他看见俯着身子的侍者的领口，因汗垢而泛着浅黄。”这个侍者，是这个放眼望去都是洋人与高级华人的大酒店里的“后街”里的另一个“林德旺”。我们记得，在《万商帝君》里，那唯一一位曾对林德旺施以关爱的Rita，也曾抬头看到“林德旺白色的衬衫领子，有些黑黄了。”(30)陈映真给了他的詹奕宏以一种素朴的、人道的，甚至左翼的感情。

其三，“莫忘本源”。陈映真笔下的詹奕宏，对于跨国公司以及美国/西方，并没有一种如JP的奴才式的认同。他也取洋名James，但那是不得不的应个景，在愤怒时，在情感爆发时，他会说：“我不是什么他妈的James，我是詹奕宏。”陈映真鼓励他莫忘民族本源。

其四、“走向南方、立足乡土”。这就牵涉到小说的最关键部分的诠释了：南方、货车、夜行，与故乡。小说结束在“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这一句。在此，陈映真非常谨慎地用“南方”而不用“南部”（或之前他用过一次的“南边”）。一般而言，在台湾，习惯的说法会是“火车开向南部”，或“我的老家在南部”，等等，但陈映真在小说中却刻意用“南方”。

我认为只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南部”是地理名词，而“南方”则可以且经常是政治概念。“南方”就是第三世界，只是在小说的限制里，陈映真无法生硬置入“第三世界”这个名词。这种作法就如同他在《“乡土文学”的盲点》里，词费地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来代替“第三世界”是一样的道理。“南方”的诠释学意义，至少有三层，一，在全球范围内被发达北方国家宰制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二，类比于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相对于西方的“东方”；三，相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南北”地位对照，南方是被日本殖民、被“进”的对象。(31)陈映真鼓励詹站上一种反抗的第三世界的位置。

那么，这个“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到底是何意思？之前那么多年我的理解是，这代表了来自詹奕宏南部乡下老家的不如归去的呼唤。但是，在现今的解读脉络下，我翻转了“货车”与“故乡”之间的意义关连。

我认为，陈映真透过这一句话，表达了多重意义。

首先，这个“故乡”早已不是那个田园诗的故乡了，而是一个已经被近一二十年来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所吸纳所整编的所在了。火车，尤其是载满了（半边陲）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资材、半成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而非乘客或游子的“货车”，核心地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正向广大农村蔓延的“非人的”资本主义化。

这样的理解不是我的“臆测”或“推论”，而是有证据的。陈映真在《“乡土文学”的盲点》里，透过引用石家驹（陈映真的一常用笔名）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一个想法：乡土文学在书写农村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是它是否“反映了尚未完全被外来文化吞食的，或者正在向广大农村地带伸展巨爪的外来文化，作着痛苦的……抵抗的农村中人的困境……”。(32)

“货车”如此，那么“夜行”似乎也就不必多做解释了，因为这个“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虽然其行进是如此之“轰隆轰隆”，但整个岛屿似乎报以麻木之沉默。陈映真太息于一个世代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对这个“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麻木无感。陈映真是如此地戒慎恐惧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被人们“视为当然”的霸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