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最近这一年对《夜行货车》改变评价，再度喜欢上它了呢？先扼要回答：因为我终于体会到作者陈映真那时在多方危机（感）之下的的高度焦虑，以及他在这个高度焦虑下的介入企图──企图以文学为手段导引现实。因此，能够重新喜欢这篇小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看到了那长在缺点旁的花朵──作者不轻言放弃的希望与善意。

我曾经提出我所以为的研究陈映真文学的最适合方法是掌握文本、作者与时代这三维之间的相互穿透，（5）但我在前些年（2010年左右）对《夜行货车》的阅读，反而多少是懈怠了自己的方法规定，在理解与诠释上陷入一种既存概念窠臼，好比，把这篇小说仅仅以一种反跨国企业、反美……的“批判”框架来理解。任何框架或视角，本身都可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抽离了历史脉络依赖它们，则可能会造成对文本的理解贫瘠与评价失公。

因此，透过更细密地结合文本与作者与他的时代的重新阅读，我在本文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夜行货车》这篇小说是陈映真在台湾战后关于历史诠释、关于社会性质、关于文学范式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一个经典介入；透过小说，陈映真现身说法了“对我而言的‘乡土文学’”（6）。

但这篇小说的这样一种介入性与战斗性的角色，长期以来隐而不彰，结果是大家提起在那场论战的陈映真，只记得他的其他几篇杂文与文论，好像陈映真不是“乡土文学作家”，而只是乡土文学理论家似的。我认为，要将小说与作者约略同时期的其他写作互文地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恰当地理解这篇小说，以及，以此之故，更深入理解那些写作，以及陈映真在那个时期较整体的思想状态，以及长期以来陈映真以小说为思想斗争的战士性格。

2 重新建立与“乡土文学论战”语境的深度联系

于是，我重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理解一个文本要求同时理解作者与他的时代，那么，要理解发表于1978年3月的《夜行货车》，能不理解它的作者与乡土文学论战之间的关系吗？关于《夜行货车》的发生学脉络，我们不能遗忘的一点是：它是在乡土文学论战高潮之中书写的。(7)

乡土文学论战起始于1977年5月，而于当年夏天达到白热期，是时，国民党文艺带头人之一彭歌与现代派诗人余光中相继发表白色檄文，定性“乡土文学”为红色文学，并影射某些乡土文学作家（特别是陈映真）是在按照中共文学理论进行创作，宣扬残酷阶级斗争，是“工农兵文学”。

余光中并以“狼来了！”故下惊世之标题，以致文坛乃至社会一时为之惊怵惶惑。而那就定义而言本应支持乡土文学的文人作家（例如以《台湾文艺》为聚集的，且在1980年代之后渐次以“本土文学”或“台湾文学”为号令申论那割离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的文人作家），则大都作壁上观，神秘不发一语──“其留如诅盟”。

在这个“血滴子”随时会落下的时刻，(8)国民党政权，部分由于它的正当性因势在弦上的“美匪（中共）建交”与“中坜事件”而在危机之中，不复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虎狼之威，部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意见无法统合──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等国民党理论大老或泛归国民党阵营的大学者，纷纷表态支持乡土文学，才决定草草结束这场由它所发起的思想清算运动。国民党中央在1978年元月表了态，说乡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要“动机纯正，尤其切防为中共所利用”。(9)

但如果我们脱离了作者与时代脉络，以文求文，那是很难体会到作者在写作《夜行货车》时的“论战状态”，因为“乡土文学”这四个字，在《夜行货车》里没出现，只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最后一篇《万商帝君》（1982）里出现过一次，在那儿，陈映真以一种无奈的方式调侃了当“乡土”变成了“本土”，而“本土”又继而变成了以“本土”为名的跨国公司营销手段。

在那之后，陈映真结束了他本来说要盖十层的“华盛顿大楼”，盖了四层就权且结案，从而战略撤退到他文学创作上的另一个时期──回到被当代记忆封存的阴暗角落里救赎被遗忘的革命意义，让我们重聆远处风雷──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山路》与《铃璫花》系列了。

如果说，陈映真的《万商帝君》是一篇“后乡土文学论战”时期的作品，反映了陈映真在1980年代初的深刻败北感──“胜利者”一无所获，反而在台独派駸駸然之下有围城之感，那么，《夜行货车》则是作者在乡土文学论战的白热烟硝未散之中，同时应战党国派、现代派，以及，本土派这三方论敌，且因对象不同而必须在战术上有轻重缓急考量的战略行动。

但是，不论是出之以文学形式或非文学形式，斗争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狭义的文学问题本身，好比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文学范式孰优的问题──这些都是“指”，而所指的“月”，则是关于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现实的内外支配性力量，以及台湾社会前进方向的问题。就此而言，“乡土文学论战”一词其实是高度误导的。